蚕桑丝织里的美丽世界和故事

    作者：郑巨欣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由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拍摄录制，国际丝绸联盟和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支持协拍的纪录片，《锦绣江南》之《锦程东方》三集《蚕桑王国》、《锦绣年华》、《锦程之路》，其内容丰富，流光溢彩又条分缕析地展现了丝绸文化的三个世界：一是蚕桑的生产信仰世界；二是丝织的技艺传承世界；三是丝绸的文化交流世界。世界的概念是全部、所有和一切可感知与不可感知的客观存在，并通过人对世界的认知、诠释得以呈现。由于丝绸文化的世界太大，历史太长，所以纪录方式，只能通过限定时空、聚焦事件和人物的方式辅助以音色、场景的巧妙排布，将它收纳在观看者的明眸之中。并使其在被理解的互动中生发新的思想，在阐述和接受的共鸣中演绎新的可能。于我而言，《锦程东方》中的主要内容、场景和人物几多熟悉又几多陌生，所以时而亲切如履，时而又有原来如此的情不自禁感叹。

所谓“蚕桑王国”，勿容置疑指的是中国，具体地说，是在江南。王国之名，由蚕桑而生，它源于物质又超越物质，更非限于行政疆域的王国。中国被誉为蚕桑王国，既因其蚕桑业之繁盛超越其他国家，又缘其历史久远之史证确凿。中国蚕桑丝织的历史问根溯源，屡屡提及的是出土于湖州的那块史前丝绸残片，除此之外还有让人着谜的，是与这块丝绸残片密切相关的古老习俗“蚕花庙会”。《蚕桑王国》特别难能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以纪录片的方式，揭示出这个以“蚕”为主题的古老习俗的思想深度，其内在的自然物性与精神的缠绵，何以能够代代相承至今。镜头里，湖州荻港六十三岁的顾水娥和她女儿，清晨不到五点就起床梳妆打扮，像所有被选为蚕姑和蚕花姑娘那样，内心充满喜悦，为的是赶去参加含山蚕花庙会，为人们送去象征吉祥的蚕花。按照蚕乡的习俗，只有养出好蚕的人家才能担此殊荣，庙会在含山上，而蚕姑和蚕花姑娘必须三步一叩地礼拜上山。感恩和祈福中的虔诚往往是与养蚕的艰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蚕花姑娘会在蚕花庙会上散送蚕花，其传递的是便是一种养蚕的福泽。有人送蚕花，自然有人接蚕花，这是一种独特的以荣增荣，赐福添福的接力，因此在庙会上就有像史大妈这样数以万计渴望蚕茧丰收的养蚕人如约而至。在“蚕桑王国”里，不管你信或者不信，蚕花始终是一盏明灯，它承载着养蚕人的信念，世代相承、生生不息。现今凯喜雅集团在杭州淳安、云南德宏的丝绸产业链发展，欧洲种桑养蚕历史和东南亚养蚕现状告我们，只有将蚕桑文化融入经济的江河中扬帆远航，但是无论我们在在历史和地理纬度上走的有多远，问根溯源都离不开“蚕桑王国”的文化传统。

时常我也在想，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蚕桑王国》记录的顾水娥母女和史大妈，无疑是平凡而伟大的，她们年日复年日的生命年轮，恪守信仰，一生一事的养蚕，其所追求的就是让蚕吐出好丝来。养蚕人视蚕如子，不仅谓“蚕”为“蚕宝宝”，甚至望“子”成龙将草簇编成长龙，请熟蚕“上山”吐丝结茧。然而正所谓“在春蚕生命的尽头，是丝线的开端”，《蚕桑王国》既是对春蚕一生的纪录，同时也为开启另一个繁华锦簇的愿景埋下伏笔。《锦绣年华》摄取的内容就像暗流涌动的酝酿已然幻化为一碧万顷的大海，乡村的牧笛已然转型为城市舞台上的亮相，它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庄周梦蝶的美丽故事，因为人生还可以这样度过：远在英国伦敦的服装设计师黛博拉·米尔纳，将中国的丝绸应用于参加在中国杭州举办的国际旗袍设计，她将自己的设计理解为西方思想与丝绸故乡的一次深情对话；与英国设计师不同，近在杭州西湖咫尺的“振兴祥”字号，则以其沉淀百年历史承载丝绸旗袍的手工记忆，借此唤起诸如利民服装厂非遗传承人包文其、时装设计师郭培等人，为其神领意造、心摹手追；纪录片中还纪录了云锦非遗传承人戴建与杭州万事利许鼎龙的紧密合作，为的是在还原再现古代龙袍的锦绣样态同时告诉世人，古老而高超的技艺至今流传。而万事利集团董事长屠红燕助推青花瓷服装的奥运会登场亮相及其与法国里昂的生产合作，则使中国丝绸再度让世人刮目相看。此外，新加坡惹娘博物馆，意大利科莫织绣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丝绸文物收藏等，也被收纳在《锦绣年华》的视野之中。我想，这是体现了纪录片的另一种远见，即世界文明在共同拥有丝绸文化的传承、再造和技术创新时，依然不能忘却丝绸文化的活态保存和重要的历史收藏。

伦敦服装设计师黛博拉·米尔纳

然而，蚕桑丝织文化能在多大程度得以传承和远播，以及在锦绣光阴里又有多少年华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回忆，同时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高度和责任意识，坚持不懈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也许，这就是纪录片《锦程东方》在继《蚕桑王国》、《锦绣年华》之后，推出第三集《锦程之路》的深意：“昨日丝路，因贸易、文化交流而延伸。往昔文明的印记，仍然是今天丝路的坐标。虽然黄沙与惊涛，都已经不再是阻碍，但是跋涉路上，依旧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引领。”《锦程之路》的文化视野，显然在前两集基础上变得更加聚焦，甚至不避讳中国丝绸在世界丝绸产业格局中，曾经面临冰炭之乖，垂翼暴鳞的现实，甚至敢于直面“蚕桑王国”不再能够生产最好丝绸之危言。在此背景下，千千万万个“蚕桑王国”的后代被自觉地赋予了一种无形的责任。中国丝绸不该停留于半成品和原料输出的水平上，中国应该拥有享誉世界的顶级丝绸终端品牌，在诸如此类的社会呼声中，促使以费建明为代表的一些有条件的民族气节的丝绸企业家，抱持“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宋·郑思肖《画菊》）的文化勇气，以其岁不与我的作为，开始了赶超意大利丝绸印染后整理技术的“锦程之路”。这不只是因为费建明出身于湖州的蚕桑丝织世家，熟谙中国丝绸产业的成败利钝，更重要的是当时年居不惑的费建明正在掌管着中国丝绸服装出口量最大的达利集团，也是如今他担任国际丝绸联盟秘书长责无旁贷的使命所在。为此，《锦程之路》浓墨重彩地以若干历史事件的重要节点，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达利集团如何而不懈追求。在《锦程之路》中推出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赵丰。赵丰同样也是出身于丝绸世家，而今他已经是蜚声世界纺织史界的权威学者，同时其作为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掌门人和学术引领者，对于中国丝绸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赵丰的贡献不仅包括后备学术人才队伍的培养、高质量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开展与剑桥大学、大都会博物馆等多个世界一流学术机构的项目合作，联合“经纶堂”创始人王鹏铖致力打造中国丝绸时尚文化品牌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贡献不仅在持续地在吸引着世界丝绸爱好者的目光，并且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纺织史学界的尊重。

众所周知，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并以其真实性引发思考，即使其添加了艺术加工的成份，其本质仍然是为了追求真实。毋庸置疑，纪录片《锦绣江南》之《锦程东方》三集《蚕桑王国》、《锦绣年华》、《锦程之路》是真实的，其记录内容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所凝练的典型性、代表性和系统性，是合乎逻辑地呈现了中国丝绸尤其是以江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丝绸经济和文化的若干重要节点。如果按照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我们将纪录片分为诗意型纪录片、阐释型纪录片、观察型纪录片、参与型纪录片、反思型纪录片、表述行为型纪录片六种类型，那么我想，《锦程东方》应该归于参与型纪录片。然而真实和参与固然都非常重要，同时也体现了拍摄录制者的专业水准。但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除了真实和参与之外，其更具真正生命力的所在，乃是蕴藏在纪录片中的，拍摄录制者对于中国丝绸的一往情深，以及独立自主思考的表现。

经杭州东方丝绸文化与品牌研究中心推荐，本文将发表于《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