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面料的织造(1)：历代丝绸业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家蚕养殖和丝织技艺的国家。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已经成功驯化了野生桑蚕，并利用蚕丝织造丝绸织物，见图1和图2。丝绸织品技术曾被中国垄断数百年，其编织技术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工艺，又因其特有的手感和光泽备受人们的关注，丝绸一直就是中国皇帝使用，并是外国人最为欣赏的奢侈品之一，见图3。起初中国严密控制着丝绸织造业和养蚕业的技术流传，并禁止其流向外国，因此从中国历代发展简史来看，见图4，统治者对丝绸生产已有了严格的组织与管理机构。

图1 蚕茧和蚕丝

图2 丝绸面料

图3 皇帝的龙袍

图4 中国历代发展简史图

商代时中国的蚕桑业亦形成了一定规模。由于距今久远，当时的丝织品仅在一些商代的铜器上有丝织品的痕迹。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墓中出土的50余件铜礼器表面附有丝织物残片，距今3300年，有平纹绢帛、菱形纹暗花绸、透孔纱罗等，见图5。表明商代已有提花机，当时的织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图5 商代的带丝织品残痕铜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农桑成为各国富国强民的重要国策。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户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丝绸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明显，有些技术世代相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丝绸的花色品种也丰富起来，主要分为绢、绮、锦三大类。安吉楚墓出土的方孔纱绞经织物；图案为对龙、对凤、对虎纹锦等，见图6和图7。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深远。

方孔纱丝绸残片对龙对凤纹锦

图6 春秋战国时丝绸残片

秦汉时期; 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汉代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初实行“与民修养”政策，促进规模宏大的官营丝绸业和民营丝织业的迅速发展。可以生产染色丰富的锦、绮、绫、纨、绨、绢、缦、绣等丝绸织品，见图7。从东汉时期开始，西南地区的蜀锦全国闻名。丝绸贸易的空前繁荣，推动中原和边疆、中国和东西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汉代织造水平从马王推汉墓出土文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包含的丝绸和染色几十个字可窥见一斑了。

“长葆子孙”汉代运气纹经锦“无极”锦汉代蓝地云气鸟字纹锦

图7 秦、汉代面料图

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国家强盛、经济发达、尤其是文化上的开放，显示了这一时代雍容大度、兼蓄并包的风格。丝绸业当时重要的丝绸产区有三个：一是黄河流域；二是四川巴蜀地区；三是长江下的东南地区。唐朝是丝绸生产的鼎盛时期，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纬锦的出现是唐代织锦技术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进步，见图8。丝绸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充。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丝绸贸易的兴盛导致了丝绸技术的外传。

团巢联珠对饮对座锦 绢地锁绣团花小花纹锦

图8 南北朝面料图

宋元时期，随着蚕桑织造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宋锦、丝和饰金三种有特色的织物新品种，而且对蚕桑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见图9。北宋丝绸生产以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和四川地区为重要产区。南宋时，丝绸产区基本集中在长江流域，江南地区丝绸生产占绝对优势。

缂丝梅雀图宋锦 红地八角菊纹锦

图9 宋代面料图

元代丝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历史上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农书《农桑辑要》在全国发行。元代设置了大量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大批优秀工匠，征调蚕丝原料，进行空前规模的大生产。庞大的官营织造体系是元代丝绸生产的重要特色，对民间丝绸生产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

元牡丹花绫 缂丝天路云肩片 万字绫格杂宝小花纹绮

图10 元代面料图

明清两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以及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明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区域性密集生产，其中苏、杭、松、嘉、湖为五大丝绸重镇。明代中期以后，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在商品经济与专业分工经营条件下，江南地区的丝绸工商业获得了极大繁荣，也是中国丝绸发展最活跃的时期。当时的面料见图11。

缂丝瑶池吉庆图 蓝地牡丹织金缎 明代柿红盘绦朵花宋锦

图11 明代面料图

清初丝绸业在地域上进一步向环太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集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中心。期间民间丝织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专业性分工和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产品日趋丰富，涌现出一批繁荣的丝绸专业城镇，见图12。在对外贸易方面，清朝厉行海禁，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实行一口通商。晚清时中国丝绸业在苛捐杂税和洋绸倾销的双重打击下，陷入困境。

绿地小团龙杂宝织金缎 蓝缎地盘金彩绣云蝠寿字纹 明黄地五彩云龙妆化缎

图12 清代面料图

西汉时期的京师长安设有专为皇室服务的官府织造作坊，内设有织室、暴室(暴室是掌管丝绸染练的部门)和服官，专门织作供西汉王朝统治需用的文绣郊庙之服。服官是汉时专门监督和管理皇室织物与服饰生产的官员， “三服”即首服(春服)、冬服、夏服，负责提供宫廷制作三服所需的轻纱、纨、素、绮、绣等精细丝绸品。这些官营丝织业所用的费用都十分惊人。

唐代官营丝绸生产的机构设置，在少府监织染署下分为四大系统二十五个作坊，另有内作使、掖庭局、贵妃院和各地官锦坊等作为补充，是古代官营丝绸作坊中最为完善的体系。见图13。

图13 唐代官营丝绸生产的机构设置

这些官办机构以织染署的规模最大，这个机构下面分设25个“作”，其中有10个“作”专司织造，分别从事绢、纱、罗、绫、绮、锦、布的生产；有五个“作”专司织带，分别制造组、绶、绦、绳、缨；有四个“作”专司纺制紬线，分别生产紬、线、弦、网；有六个“作”专司练染，分别负责染青、绛、黄、白、皂、紫六种基调的系统色彩。

宋代的官营丝绸生产组织形式与唐代相似，但规模远胜唐代。官营丝绸生产作坊除京设置有绫锦院、内染院、文思院、文绣院外，同时还在重要丝绸产区设置官营织造机构。如杭州、苏州、成都的锦院，开封的绫院，润州的织罗局，梓州的绫绮场等。外地场院一般都是以一二个织品作为主要生产品种。

明代官营织造业除在南京与北京设立中央染织机构外，还分别在丝绸产区的苏州、杭州及全国二十多处地方设立地方织染局，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每年所需的缎匹。明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明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处设局织造宫廷应用的丝织品。

清代官营织造体系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度，确立了“买丝招匠”制的经营体制，总体规模比明代有所缩减。重要的有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需要的各类丝织品。见图14和图15。清顺治二年(1645年)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和苏州局均于顺治四年(1647年)重建。康熙七年(1686)以后织造始逐步走上正常的途径。乾隆十年江南三局匠役总数为七千名左右。光绪三十年，清政府以物力艰难为由，裁撤了江宁织造局，标志着清代官手工业的衰落。苏州、杭州两织局则随着清亡而终结。

图14 江宁织造局旧址

图15 苏州织造署旧址

明、清都在南京设局织造宫廷所需丝织品，由提督织造太监主管，清初仍旧。顺治时曾由户部差人管理。康熙二年(1663)，改由内务府派员久任。衔名初称“驻扎江南织造郎中”，后改为“江宁织造郎中”(或员外郎)。其地位仅次于两江总督，权势显赫。

清朝康熙皇帝6次下江南，有5次就住在江宁织造府内，南京地区的丝织业有着长期而优秀的传统，当时仅南京市区就拥有织机3万多台，男女工人5万左右，依靠丝织业为生的居民达20多万人，年产值达白银1200万两。当时，江宁织造府的丝绸产品只供皇帝和亲王大臣使用。

据史料，江宁织造府是中国伟大文学家曹雪芹家在南京的遗址，其曾祖父、祖父、伯父和父亲先后四代在金陵担任江宁织造的要职达59年之久，见图16,太平天国时期，江宁织造府被战火损毁殆尽。

图16 曹雪芹家南京的遗址

1992年江宁织造府西花园遗址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重建，2013年2月7日，南京市江宁织造府对公众免费开放，内有4个馆：江宁织造史料陈列、红楼文学馆、中国云锦展、中国旗袍博物馆。

图17 多祉轩建筑和《重建苏州织造署记》

苏州织造署2013年3月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康熙帝六下江南，祖孙俩在苏州均驻西花园。园内瑞云峰，也是江南园林太湖石名峰之一，苏州是中国“四大绸都”之一，自古丝织业发达，被誉为“丝绸之府”。为满足宫廷需求，自元代起朝廷就在苏州设立织造局，顺治三年(1646年)建织造局，康熙十三年(1674年)改为织造衙门，亦称织造府或织造署，由内务府派郎官掌管。可惜咸丰十年(1860年)全部毁于兵火，同治十年重建，但未能恢复旧观。《重建苏州织造署记》位于清代织造署建筑多祉轩内，为清代原物，立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见图17。碑文记述了织造署以及行宫的重建情况。苏州织造署旧址还保存有清《制造经制记》及顺治、乾隆、同治年修建碑记，共五方，包括以瑞云峰为中心的行宫遗址在内，是“江南三织造”中现存遗迹最多的一处。

来 源：《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