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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与纺织技艺的外传

时间:2020-07-14 来源:

中国的丝绸和丝织技术的外传,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汉武帝时期,张骞开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以后在这条大规模的商贸大道上,再也没有间断过国外来华和中原远征的驼队。

汉武帝时期,匈奴征服了西域许多小国,将汉王朝西去的道路堵死了。汉武帝出于军事和经济目的,认为有必要打通西去之路,于是派著名外交家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到西域,率领100多人,历尽艰险,回到长安时仅剩两人,费时13年。

在这个过程中,张骞掌握了许多西域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情报,通过对这些情报的分析,汉武帝下定了打通西去道路的决心。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去西域,组织了庞大代表团,带牛羊1万头、金币丝帛“数千巨万”作为馈赠的礼物。

这次出行以及随之进行的军事行动,获得巨大成功,打通了西去的道路,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开始交往,也使中原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物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域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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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以后又经沿途各国的共同开拓,成为一条横贯亚洲大路的贸易通道,并因有着大量的中国丝绸经此路西运,后被中外历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

其实,古代丝绸之路的路线并不固定,也非只有一条,其主要路线为:东起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在敦煌分成两路:一路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以西越过葱岭,经大宛和康居南部西行;另一路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以西越过葱岭,经大月氏西行。以上两路会于安息,然后向西经条支到达大秦。全长6000多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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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主丝路的路经之处,疏勒就是后来的喀什,大宛就是后来的乌兹别克境内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位于后来的撒马尔罕附近,莎车即后来的莎车县,大月氏即后来的阿富汗和伊朗,条支即后来的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大秦即古罗马帝国。

主丝路的支线有从长安到兰州,再折向西宁,沿青海湖北岸,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达西方;亦有由中国南部经四川,青海往西去;亦有从四川、云南经缅甸南部,再利用海道西行;亦有经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等。

除上述道路外,古代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也是汉武帝派人开通的。当时中国海船带了大批的金银、土产和丝绸,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出发,途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航行到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然后从己程不国返航,途经皮宗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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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丝绸之路”路经之处,元国就是后来的越南岘港,邑卢没国就是后来的泰国叻丕,谌离国即后来的缅甸丹那河林,夫甘都卢国即后来的缅甸卑谬,黄支国即后来的印度康契普拉姆,己程不国即后来的斯里兰卡,皮宗国即后来的印尼苏门答腊。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以后西去的陆上通道逐渐衰落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路。

中国丝织技艺最开始是沿着张骞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首先传到的地方是西域小国于阗国,传播的是汉朝公主与于阗国国王和亲时带去的蚕桑种子。

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在和阗地区(今和田)发现一块18世纪的画板,上面刻画着那个将蚕桑种子带给于阗的人,是于阗人为纪念她而刻画的。另外,斯坦因还在于阗附近的一座大庙废墟里发现过一幅画着祭祀“蚕先”的壁画,这种祭蚕的风俗,当然也是中国传去的,由此反映出蚕桑在西域人民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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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国蚕桑技术传入这两个国家的时间要比西方早得多。史载西晋时,秦始皇后裔弓月君曾率127县之民经朝鲜移居日本,并将这些人分置日本各地养蚕栽桑,使其地蚕业大兴。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朝鲜建国,教其民以田蚕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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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清楚地表明,早在殷商时期,“箕子朝鲜”已经掌握了中国的蚕桑技术。至于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243年,“倭王派使8人,来献倭缎、绛青缣、绵、衣帛等丝绸产品,后又献异文杂锦”。据此可见,中国蚕桑技术传入日本的时间应不会晚于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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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后,中、日两国人民的往来日渐频繁,有关中国先进的丝织技术传入日本,促进日本丝织技艺进步的记载也开始多起来。

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外交通已经越来越频繁,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也随着增强,曾经有不少外国人来中国观光学习。中国蚕桑技术也在这时传入欧洲。

据欧洲史书记载: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有两个僧人自中国回到罗马,密藏蚕卵于竹杖之中,持杖行路,状如进香游客。虽然当时中国当局严禁输出,但是终无人料及蚕卵就这样被带往君士坦丁堡,从此欧洲始有蚕业之兴起,可见蚕桑技术传入欧洲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这一时期,中国丝织技术对欧洲最重要的影响,是花机和花本的利用。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在6世纪以前,欧洲人还不会织造大花纹的丝织物,直到六七世纪,才辗转得到中国的花机和花本的制造方法,开始织出比较复杂的提花织物,后来一直沿用下来。

欧洲人得到中国花机和花本设备后,虽然偶尔有些变化,但是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纺织设备的原有窠臼。就是到了后来出现的法国雅卡尔的提花机以及世界各国通用的龙头机,也和中国的花机有极密切的关系,它们的基本构造仍然相同,虽然把花本改成纹版,但是原理依然未变,只不过形式稍有不同罢了。

花机和花本构造方法传入欧洲,使西方织机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开始了由竖式向横式的转变,并能织出一些较为复杂的提花织物了。

波斯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也曾专门派遣了两个使者前来中国了解丝绸的织造技术,并且搜集蚕种带回试养。

日本也在这一时期专门派人在浙江沿海招募丝织技工,去日本传授技术。在招募中国纺织技术人员去日本的同时,也引进了织机。日本一学者在其著作中描述:引进的织机是有筘能够打纬的丝织机……就是以后中国制造的“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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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织机于8世纪开始普及,在织布生产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另外,中国的北方人有一部分东渡日本定居,专门从事纺织,成为那时日本纺织业的骨干。

隋唐时期,中国丝织技术的对外影响更加显著。日本在中国的隋唐之间,曾经从中国购买大量丝织物,后来仍有不少保存在日本国家博物馆正仓院和其他博物馆。

隋唐时期,波斯的纺织工艺在当时西方世界中是比较突出的,但是仍不能和中国相比,非常需要中国的纺织技术,所以常常利用中国的工匠帮助他们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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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旅行家杜环的《经行记》中说,他在751年到过大食,亲眼看到中国的河东人吕礼等人在那里织络,络就是绸。

在宋代,日本派人来中国学习织造技术,回国后在博多采用中国的技术改造了旧织机设备,出产的纺织品取名为“博多织”,闻名于世。由此可见,日本近代丝织业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与长期不断地学习、借鉴中国先进的丝纺织技术分不开的。

元代的版图非常大,横跨欧、亚两大洲。元代的执政者曾经把各种技工集中起来,安置在全国各省以及境外元帝国势力所及的地方。

早在蒙古帝国时期,全真教著名道士丘处机曾经应成吉思汗的召唤,不远万里,去中亚游历。后来丘处机的弟子——元初道士李志常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的经过。书中描述了途中也曾经看见汉人工匠千百人在那里织造绫、罗、锦、绮等丝织品,与中原的制作工艺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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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中国丝绸和丝织技术传入西亚、东亚、欧洲的大致情况。除此以外,中国的蚕桑技术在公元前2世纪,通过四川、西藏传入印度,在2世纪至3世纪传入缅甸,在6世纪传入古诃陵国。古诃陵国亦称阇婆国,即后来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中国丝绸及技艺的外传,丰富和美化了传入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传入地区人民的服饰,促进了传入国纺织技术的进步。同时,带动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中国丝绸及技艺的外传,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传入国的纺织业。对东西文化技术的交流、改善和丰富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文章摘自《丝绸纺织工业》,主编:周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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