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鲸的挣扎——晚清丝绸贸易之殇

19世纪末上海外滩

在此之前，沿着一条条“丝绸之路”的贸易纽带，中国以丝织品为主体的海外贸易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新的市场，一方面“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转换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又为它的进一步发展积聚起了大量贵金属”。《晚清丝绸业史》一书中提到1584年马尼拉西班牙殖民政府官员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每年都把所有的金银都弄走了。我们没有货物给他们，除了银币里尔以外，什么也没有。”据统计，从1565年至1820年的250余年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了白银约4亿比索，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与中国货币在市场上并行流通，对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1863年汇川银行（中国最早期外商银行之一）汇票

于是，“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大宗货物的价格，是在中国以外决定的。中国商人所作的努力，不能对之产生任何重要的影响”[4]。生丝的贸易也是如此，生丝的价格也转受伦敦市场的行情支配。生丝出口价格的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在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收支，有逆差的年代，也有顺差的年代。从1877年开始，贸易上的收支便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中”。

不仅如此，“中国对外贸易局面的恶化，贸易逆差的长期延续和扩大，又成为外国银行掌握中国拆息行市的一个基本条件。因为拆息行市的高下，决定于市场银根的状况[5]；市场银根的状况，又决定于钱庄对外国银行的收解状况，而钱庄与外国银行之间的收解状况，则最后决定于对外贸易的赢绌状况。从理论上说，如果中国进出口货值相等，则中国钱庄对外国银行的收解，亦必相符；如果出口多于进口，则中国钱庄对外国银行收多解少，外国银行的现款流入钱庄，市面银根松动，拆息随之低落；反之，如果进口多于出口，则中国钱庄对外国银行解多收少，中国钱庄的现款流入外国银行，市面银根紧急，拆息随之上涨。故进口多于出口之时，外国银行一旦收缩放款，则市面银根无不立刻紧张起来。由于70年代以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这个拆息行市就变成了外国银行套在中国钱庄身上的一根套索”。

普鲁士外交使团随团画家手绘的1861年上海江海关

同时，中国丝绸业生产经营者所面临的困境也日益险恶。事实上，“只要中国出口市场的控制权转入外商之手，就注定了中国商人必须承受利息负担的高压，中国丝商在勒价损失和利息损失的权衡中，其所以宁愿接受不胜荷负的利息负担，正是为了等待有利的销售时机。从这一点来看，洋商的勒价，不啻为外国银行从金融上控制中国商人制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丝商只要一只脚陷入商品市场的勒价套索，另一只脚就必然陷入金融市场的重利罗网，而无论套索或罗网，最后都缠在中国广大的蚕丝生产者身上”。自此，中国丝绸业及海外贸易身陷泥沼，无力自拔，最终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遍及东南沿海乃至非通商口岸城市的商业危机。“红顶商人”胡雪岩于70年代末投入巨额资金囤积大量生丝，企图人为提高生丝价格，最终以惨败告终，这实际上也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蚕丝生产和贸易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胡雪岩

早在张骞通西域、甘英使大秦的时代就早已蜚声海外的中国丝绸业，一向被人们视作民族骄傲的中国丝绸业，却在19世纪末，在与欧美、日本的竞争中日趋败落，它“此刻犹如被浪涛抛上沙滩的巨鲸，奋力扭动着它庞大的身躯”，苦苦挣扎于咽喉被扼紧的可怕命运。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洋务大员和外国商人曾经几度设想在上海等地‘试办新型机器织绸工厂’，试图以此提高丝织品质量，打开在欧美市场的销路”。而“试验新法，开通风气”、“用机器考求纺织”等呼声亦不绝于耳。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生产实体乃至新的突破性思路都在不断涌现。晚清中国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发现和反省有着惊人的契合。无论如何，在那样一个时局变迁、危机显现的形势下，中国丝绸业一如它的祖国一样身处黑暗、哀鸣不止，却终于在望向苍天的那一刻，发觉了遥远天际处那一丝若隐若现的曙光。

[1] Daily News，1888年10月16日，第367页。

[2] Herald，1889年4月5日，第417页。

[3] A Retrospect of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inChinaduring the Five Years 1868-1872. 1873，p127.

[4] Daily News，1880年10月16日，第367页。

[5]“银根”乃中国金融业中的一个习用名词，据汪敬虞先生的解释，指的是可以运用的流动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