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

嘉宾档案

　　张国刚，男，1956年生，安徽安庆人。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欧洲留学和执教多年，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剑桥大学、特里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和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3）、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

　　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隋唐史、欧洲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造诣颇深，成就斐然。主要著作有《唐代藩镇研究》（1986）、《唐代家庭与社会》（2014）、《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2012）、《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2008）、《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2003）、《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优秀著作二等奖，北京市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华优秀图书奖，是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主讲教授，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一带一路与“世界岛”

　　欧亚大陆和濒临地中海的北部非洲，自古以来构成了一个“世界岛”！轴心时代的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孕育于兹，繁荣于兹。20世纪 初叶，英国学者麦金德认为，相对于世界岛而言，美洲大陆、英伦三岛、澳大利亚、日本列岛，只属于被大西洋(600558,股吧)、太平洋(601099,股吧)、印度洋、北冰洋隔绝的边缘地带。

　　——其实，这个世界岛是被丝绸之路连接着的。

　　至少在罗马时代，地中海周边的海陆通道都是畅达的。西欧亚大陆乃至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比如，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500年，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从今天的伏尔加河、第聂伯河中下游出发，重塑了西欧、南欧、北欧、西亚、南亚的民族分布。又比如，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从地中海横扫西亚、中亚和南亚，把希腊文明带到了巴克特里亚（兴都库什山）。总之，西欧亚大陆及北非地区，由于种族、宗教、文化、战争和经济的联系，交流密切。只有更加遥远的极东地区——中国，却因为高山（喜马拉雅山山脉）和大漠的阻隔，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发展出独特的华夏文明。所以，对于西部世界而言，真正具有“他者”异质的东方，不在尼罗河，不在高加索，而是在天山以东地区，在中国。

　　把中国文明与西欧亚及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政治安全与丝路的开通

　　公元2世纪中叶，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管子》多次谈到“禺氏之玉”（王国维认为“禺氏”就是“月氏”），也许就是这条路上的“走私品”。但是，为什么到了张骞之后，丝绸之路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呢？这与丝路此端的汉唐帝国国力强盛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来，具有私人贩运性质，而且贩运的主体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穆公称霸西戎，对于东西贸易的开拓，有一定促进作用。秦朝及汉朝初年，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也自然垄断了丝路贸易。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凭借父祖几代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积累起来的国力，果断采取反击匈奴的政策，因此才有张骞的出使。

　　张骞来到大月氏新定居地（今日之阿富汗），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从印度来的，带着军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张骞，不经意间就发现了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商贸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携带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诸国，虽然这不算官方贸易，却促进了西域诸部族和邦国来华。这些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

　　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致力于建立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西域都护，从而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以及伊西北庭都护府，对葱岭东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唐朝的丝绸之路，比之于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国力强盛，是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历史上的边贸，与周边羁縻府州体制以及朝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这种边贸体系，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只有周边政治安全之时，边疆的丝绸贸易及其他相关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另一个是，只有政治上有互信，中国政府才愿意与之进行此种贸易。因此，周边的羁縻府州或者朝贡体系，不仅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是丝绸之路得以推进的必要前提。影响丝路畅达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商品价格，不是商品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中国边疆地域及其与西部地区的政治关系与秩序。

　　值得提出的是，葱岭以西的道路建设，早在汉代官方开通丝绸之路交通之前，古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就有相当的水平。

　　罗马和波斯，都很重视道路的修建与维护。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首都，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7日到达。波斯皇帝夸口说，他在苏撒宫中能吃上地中海的鲜鱼，似乎比杨贵妃在长安吃上四川的新鲜荔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帝国东部，自巴比伦横跨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市而到达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北部地区）、印度。显然，波斯帝国的道路，把中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串联了起来。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在从大夏到埃及的广大东方(600327,股吧)地盘上建立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名的新城70余座（经考古证实的不下40座），从地中海滨向东蔓延到阿富汗、印度边境。在西汉张骞打通西域而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亚原有道路网中的主要干线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从长安横贯中亚、西亚到欧洲，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边境贸易与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主要是边境贸易，中国人主动出境贸易，不占主流。陆上丝绸之路担当东西贸易的商人主要是月氏、匈奴人，中古时期则以粟特人为主流。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还有部分犹太人。

　　关于边境贸易的情况，《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一条对于北魏“四夷馆”前来贩货的客商的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这里的“商胡客贩，日奔塞下”已经把来华贸易的热络情景表现无遗。外商来了之后，“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据记载，这些侨居商人，即所谓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

　　隋唐一统，特别是唐太宗平东突厥、平高昌，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发展。唐太宗对来自昭武九姓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唐人文献和小说笔记里，商胡或胡商，是出现频率甚高的词汇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于贸易物品的规格和价格管理，井井有条，就是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订，当地居民是不可能有如此大量需求的。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做互市牙郎，就是管这项工作的。他们通“六蕃语”，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边贸开市，“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边境节度使热衷于边贸，是因为这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这笔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计算在边军经费开支中的。《新唐书·西域传下》说：“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税倍”。

　　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兴衰起伏，是中西政治秩序的晴雨表。如前所述，汉唐时代，丝路是否畅通，就看中国在西域地区的都护府以及羁縻府州的管理体制，是否能有效地运作。在丝路的西边，中古以降，则要看伊斯兰世界之间及其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关系，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当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帝国的时候，丝绸之路最为畅通。不仅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活跃其间，而且欧洲人也远道而至。马可波罗一家就是顺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华，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宋代，西北地区掌握在西夏政权手里，海上贸易因而兴盛。13世纪的蒙古帝国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东西方贸易也空前高涨。《马可波罗游记》关于中国的记载，最为突出的描述集中在经济、商业、道路走向和地形上，反映了作者作为商人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不仅提到金银、宝石、珍珠、盐、稻米、谷物、大黄、姜、糖、香料，令他关注的还有瓷器、纺织品和丝绸。他诧异地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当金银一样充军饷。国内的交通运输、关津道路、驿站以及物价的管理，以及蛮子（原南宋地区）居民的工艺和经商才能，宏大而美丽的城市与港口，有着舟楫之利的广阔的水域系统，都令马可波罗赞叹不已。

　　宋元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政府鼓励海上贸易，南海地区的商贸货船，络绎不绝。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市舶使和市舶司，管理外贸工作。在泉州、广州这些沿海地区，都有外商居住的“蕃房”，有些管理港口贸易的职位就是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充任。也就是说，即使是海上丝路，在中国也是招徕远人为主，主动走出去的，大约都是民间走私行为。

　　大航海对于丝绸之路的影响

　　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五百年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型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西域地区出现了哈密、别失八里、柳城、于阗、火州以及吐鲁番等割据政权。帖木儿汗国（1370—1507）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1299—1922）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因此，15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于破除丝绸之路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向所致，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在葡萄牙人1498年进入印度洋以前，东方商品运往欧洲和非洲北部的通道有波斯湾和红海两条。波斯湾一线是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上行至巴士拉，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在此提取赢利丰厚的商品，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今属西班牙）人，前来这些港口购买提货。

　　取道红海的货物则多来自马六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即中国古书上的古里），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进入红海，在图尔或苏伊士卸货，并由陆路运往开罗。到达开罗的货品一部分前行至亚历山大，直接由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商人趸去；另一部分则由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一些内地城市。

　　从中可见，传统丝绸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被意大利人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羡慕不已，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明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中国商品通过澳门大量进入西方市场。万历八年至十八年，自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每年3000多担，值银48万两，崇祯八年达到6000担，值银48万两。经由马尼拉运至美洲的中国商品则成为太平洋大帆船贸易中的主要货物来源。世界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大量需求无疑为中国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主要外销商品，有瓷器、茶叶、布匹等，我们这里集中谈谈丝绸。

　　自拜占庭时期开始，欧洲丝织业的发展就离不开从中国进口丝料，17世纪60年代以前向欧洲市场供应中国丝绸的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据统计，明朝末年葡萄牙人贩卖到欧洲的中国丝织品超过100万西班牙银元；西班牙人转手从马尼拉购进的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每年高达133万西班牙元，运到欧洲的丝绸当不下70万西班牙元；荷兰人往欧洲贩运的华丝则在7200磅到50000磅之间（每磅价值在12-16.2荷兰盾）。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商人在丝绸贸易中后来居上。各国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中输入大量中国生丝和丝织品，支持或刺激了欧洲丝织业，使得欧洲丝业告别了意大利垄断的时期，法国里昂和英国先后崛起。18世纪里，在茶叶贸易兴起之前，丝货是对华贸易中最有价值的物品，而到1884年之后它又取代茶叶恢复魁首地位。18世纪欧洲进口的中国丝货先以丝绸为主，后来转向生丝，到了19世纪前半叶，欧洲市场上一半的生丝都来自中国。

　　18世纪各个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丝绸量有相似的变化趋势，30—40年代是顶峰，整个欧洲年进口总量最多可达75000余匹。此后逐渐减少，个中原因是本国丝织业在发展。英国自177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就不再进口丝织品，只有散商少量进口。与丝绸进口量减少相应的则是18世纪50年代起，生丝进口量明显增多。以英国为例，18世纪中期以前英国主要进口波斯和孟加拉所产生丝，波斯和孟加拉生丝质量不如中国，但价格便宜，同时英国在18世纪初控制了孟加拉的丝产地，也为进口孟加拉丝提供方便。

　　整个18世纪英国各贸易季进口华丝的数量都起伏不定，且波动幅度相当大。总体来看，18世纪前半叶在一个低水平上起伏，很少有年份超过5万磅，最少的年份则不到1000磅；18世纪后半叶则在一个高于10万磅的水平之上波动，有的年份在10万磅左右，有的年份接近55万磅。前后两期差别巨大的重要原因是，英国纺丝技术和设备大大发展，开始需要高质量的中国生丝纺造更精致的丝绸，同时也要摆脱对意大利高级丝线的依赖。与之相类的是瑞典，它在1775年后只进口生丝而不进口丝绸。不过可以看出，英国进口华丝数量在18世纪90年代又呈下降趋势。

　　但荷兰公司有点与众不同，在18世纪对进口中国生丝不感兴趣，偏爱进口丝绸织品，这曾对荷兰纺织业构成威胁。荷兰主要制造商于1740、1770年两度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请愿，要求限制丝绸进口而多运生丝和丝线，但遭公司拒绝。进口丝绸应该是受其高额利润的诱惑，更确切地说是出于对高额利润的期望。丝绸数量与其毛利率非常吻合市场供求规律，每当进口丝绸数量减少时，毛利率便提高，诱使公司在下一贸易季增加丝绸进口量，但结果却导致毛利率下跌，于是又减少进口量，如此循环往复。

　　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地位，积累了大量白银。于是，随着墨西哥地区白银开采量的减少，为了平衡中外贸易，欧洲主要是英国人开始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从而使中西贸易变成了毒品换取商品的畸形结构，乃至导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历史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十字路口！

　　近代变局与丝绸之路

　　我们知道，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目的并不是拓展海上贸易。但是，其官方行为巩固了中国与南海地区的政治关系，客观上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后来，欧洲人东来，明清王朝开始直接面对西方，没有了东南亚和波斯人、阿拉伯人的中间商，中国方面反而局促不安起来。或者说，没有政治上的互信，中国政府对于直接与陌生的欧洲人做生意，满腹狐疑，缺乏自信。

　　清朝在康熙朝巩固了对于沿海和台湾地区的统治后，基本上把海上贸易集中在广州一地的十三行。为什么中国政府一次次拒绝欧洲国家主动贸易行为，诸如订条约、设使馆、开商埠，就是因为历史上中国的陆上或者海上的丝路贸易，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的一部分，政治上的互信与经济上的往来密不可分。尽管汉唐时代也有马匹之类的军事物资进口，总体上说，进口物资只是满足上层的奢侈品需求，与内地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紧密的联系。

　　可是，这一次，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海航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不仅仅是沟通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贸易活动，也是“一路一带”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