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四大码头之一：丝码头简史（三） 中国蚕丝史上的一次灾难性浩劫

 ——沦陷时期，中国蚕丝业被害史实

 

（无锡丝绸协会 .钱耀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为反抗日本侵略，进行了持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与日寇的殊死搏斗中，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伤亡逾3000多万人，损失超过6000多亿美元。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永世不忘。

 

    1929年到1932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到1937年，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不仅没有得到恢复，反而又面临新的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争夺和扩大殖民地，摆脱经济危机，德国和意大利加紧了对欧洲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则加速了对我国的侵略步骤。1937年7月7日，日军向我国驻在北平城西南10余公里处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进攻，并由此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同年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战火迅速蔓延，我国东南半壁锦绣江山陷入敌手。1938年，日军南侵，广州失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我国蚕丝业生产中心相继陷落。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人民遭殃，百业凋敝。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蚕丝业倍受摧残，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灾难性浩劫，损失极其惨重。

 

    一、战前，发展中的中国蚕丝业

 

    中国蚕丝业主要集中在江浙沪粤等地区，特别是桑、蚕、丝、绸生产80%左右都集中在江苏的无锡、苏州、吴江、盛泽；浙江的杭州、湖州、嘉兴、上海及广东的顺德等地。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后，上述蚕丝主产区先后陷入敌手，我国蚕丝业遭到严重破坏。

 

    1921年至1930年，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下，全球丝市萧条，蚕丝生产跌入低谷。但由于丝业界人士努力，特别是无锡丝业界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缫丝工业逐步走出低谷，重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36年华东地区江浙两省产茧63490吨，其中江苏产茧26992吨，浙江产茧36498吨。是年华东地区（江浙沪三地）开工的缫丝厂136家，缫丝车35379台。其中上海有丝厂49家，丝车11049台，江苏有丝厂55家，丝车16522台。浙江省有丝厂32家，丝车7808台。当年，无锡开工丝厂51家，丝车15832台。无锡一地丝厂数、丝车设备数分别占华东地区总数的37.5%和44.75%，占江苏全省的92.73%、95.82%。无锡的丝厂数、丝车设备数相当于浙江全省的159%、203%。1936年中国厂丝输出量为47204担，经上海港输出生丝30278担（江浙沪地区占99.2%）。这一年无锡生产厂丝27734司马担，经上海港输出生丝25793担，占全国厂丝输出量的54.6%，当年无锡缫丝工业不仅在江苏首屈一指，而且超过了浙江全省，超过了原先国内丝业最集中最发达的上海和广东顺德，成为中国近代缫丝工业最兴旺发达最集中的一个城市。 

 

 

    二、战火中蚕丝业被害情况

 

    中国是蚕丝的发明地，华丝在国际市场上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日本一直展开激烈竞争。1913年中日生丝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丝量的47.8%和35.31%。以后由于日本政府扶持蚕丝生产，其生丝产量逐渐超过中国。但是中国蚕丝界一批有作为的工商业者不甘落后，致力改革，特别是以无锡薛寿苎为代表的蚕丝界从改良蚕种、改造设备、培养人才，供产销一体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使蚕丝事业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白厂丝质量重新赶上和超过了日本。1936年我国蚕茧产量200万担，厂丝产质量迅速上升，在国际上与日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国内蚕丝界惊呼称华丝的发展“常常使日本蚕丝市场发生搅乱，成为日本丝价暴落的直接原因。”这对妄图独霸世界生丝市场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不能允许的，日本农学博士木暮慎太当时曾到中国调查了一个月后说：“以太湖为中心的三角地带的缫丝业是抗日的产业之一，是造成两国纠纷的祸根。因此极力主张要从根本上摧毁与日本兔角相克摩擦最多的（江浙沪）缫丝工业。”

 

    据《十年来的中国经济》（中华书局，1948年版）一书中抗战期间的蚕丝业节称：日本二战前，中国蚕丝业改进成为日本的唯一劲敌，遂对吾国蚕丝事业决定采用毁灭政策，故于军事占领苏、浙、皖、鲁、鄂等省后随即大肆砍伐桑树，摧毁丝厂、制种场等，蚕丝业被日军破坏极其严重。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日军占领期间，全国桑园被毁218万亩，受损536万亩，蚕户受损260万户。我国桑树被烧、砍达20亿株，缫丝车被毁约4.5万台。我国蚕丝产量由战前年产量最高15万公担骤减至年产1.5万公担。其中尤以太湖地区桑园破坏更甚，战前85万亩桑园在战火中所剩无几，损毁达75%以上。敌伪统治期间，物价飞涨，但蚕桑价格猛跌。无锡沦陷前，每市担鲜茧尚可换大米866斤，到1939年每担春茧只能换大米715.3斤，到1941年仅值大米281.7斤。所剩桑园一片荒芜。我国蚕丝总计损失高达3亿元（战前法币值）。

 

1937年10月6日（阴历九月初三），无锡城区遭日机轰炸，全城秩序大乱，丝厂全部被迫停工关闭。11月23日无锡陷入敌手，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日军占领了中国缫丝工业的中心地带后，大肆烧杀抢掠，中国蚕丝业受到空前浩劫。

 

    据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次长楠木实隆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中供认：“无锡城镇在战火中被烧毁房屋三万一千余间，损失额达二亿元。”1937年上半年无锡开工生产的41家丝厂，11300余台丝车被毁半数以上。据1938年4月《江浙沪制丝工厂被害状况调查书》载，无锡被日军炮火全部焚毁有有裕昌、锦记、永昌、民丰、永昌合记、荣记、宝昶、玉祁、锦丰、新伦、福昌、九馀、伦昶、福兴、瑞昌二厂、裕生等17家丝厂，计丝车6502台。部分损坏的丝厂有乾牲、振艺、永吉、万源、恒益等11家。据日本兴亚院当时派人对无锡20家丝厂6018台丝车的调查资料记载，其中被日军炮火全部烧毁的丝厂有16家，大部被毁的2家，共计损毁丝车4873台，占80.1%。实际上无锡城乡被日寇破坏的丝厂远比日本调查公布的要严重得多。

 

战前曾是国内丝业界实力最大的无锡薛氏永泰系蚕丝业在战火中遭到破坏殊堪惊人。1937年春，由薛氏一手操控的兴业制丝股份有限公司解散后，薛寿苎把其中16家丝厂全部并入永泰系统。在永泰后面加上“公记”两字，称永泰公记丝厂。当时薛寿苎虽看到日军南下之势，但仍冒险以60元/担的牌价大量收购鲜茧。当时薛氏以永泰、永盛、华新等丝厂及永泰系各制种场的厂房、设备向农本局借贷100万元，又以全部干茧向江苏银行、农民银行、上海交通银行等大量抵押贷款，妄图从原料茧这个根本上一举挤垮同业对手。然不及半年，日军侵占无锡，薛氏惨遭浩劫。永泰公记各丝茧堆栈均被日军烧毁，战前积存的20000包干茧和600担生丝大部被毁。其中干茧被日军抢掠4000余担，被战火烧毁5000余担，生丝被抢百余担，薛氏系统苦心经营的所有茧行堆栈、蚕种制造场及16家丝厂设备大部被毁。

 

    1936年华东地区缫丝厂全部遭到严重破坏。沦陷时期，能勉强恢复生产的丝厂27家，丝车6974台仅占战前的19%，而早在1934年被淘汰绝迹的土种茧、劣质茧在日军占领的华东地区又死灰复燃，到处泛滥。茧质急剧下降。缫折从战前的360斤（每百斤生丝耗用干茧数），到1942年高达471斤。经此严重摧残，江浙沪粤等中国蚕丝主产区的产量不及战前五分之一。

 

 

    三、日军的法西斯统治

 

    为了扼杀中国蚕丝业，日军用武力占领了“中国缫丝业中枢地带”后日本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长石墨忠笃于1937年12月17日召集日本农政方面权威组成农林研究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摧毁中国蚕丝业。同年12月21日，日本第十届总会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中国缫丝业调整的建议》经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农林、大藏、工商、陆军、海军各大臣同意，日本中央农林对策委员指派日本蚕丝总局农林技师田中直义和东京高等蚕丝学校教授、农林博士木暮慎太于1938年1月17日至华进行了两个月的专题调查。2月12日，日本中央缫丝会又专门研究了对中国蚕丝业的对策。经过一系列调查研究，日军认为“为达到圣战的目的”，“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衣料资材的自给”，对“在事变后荒芜的中国缫丝业有必要复兴”。但这种所谓“复兴”，必须完全由日军“统制”。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事伊滕武雄在《华中制丝业概况》的序言中说：“制丝业对于日华两国任何一方都是最重要的产业，现在战火向前推进，我国（指日本）的占领区域刚刚达到中国制丝业中心太湖周围，硝烟未熄，已经老早抓住了日华制丝业的调整问题（引者：所谓调整就是控制），作为恢复制丝厂的首要条件。”

 

    1938年4月1日——4日，日本农林省决定以日本片仓制丝纺织株式会社为首，拼凑了14家制丝社集资300万日元，作为恢复控制华中蚕丝业的紧急措施。同年4月21日，日军在沪设立中支蚕丝组合，由日本今井五介任理事长，铃木格三郎为专务取缔事务总长，由羽宝清、盐见喜六、金井六平、久保田昌等人任常务理事，农林技师田中直义任顾问。组合办事处设在上海崇明路新上海饭店内，7月3日移到上海九江路三井银行会馆三楼。

 

    1938年5月2日，日军“陆海外三省联合会议”议定在日军占领区通过勾结汉奸抢掠各地残存丝厂，对蚕丝生产、销售和输出进行全面控制。

 

    1938年春，日本中支蚕丝组合多次诱逼沦陷区中国丝厂业主与之“共同经营”，日本中央缫丝会会长松平赖寿在《关于华中蚕丝组合报告书》（1938年8月12日）中供认：“当初向中国缫丝业会者提出关于新茧时期的到来和自前年尚未处理的残存茧问题，提倡共同经营。但不容易得到对方的参加。特别是事迹前最有实力的永泰丝厂厂主避难香港。因此，同他们和折衡是困难的。”“永泰丝厂的拒绝，影响到别的丝厂业主，使得他们越来越不愿参加，甚至还出现了业主间相互威胁的情况等”。“当时由于多数丝厂业主不在无锡，特别是大资本家几乎连影子也未看到一个”（见1939年7月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但无锡缫丝行业中也有极少数民族败类认贼作父。日军占领无锡后，无锡禾来丝厂张子振率先投敌，其父张揆伯任敌无锡县地方维持会会长，其本人任敌维持会会员兼财务科长。原无锡鼎昌丝厂经理、无锡丝厂同业公会理事长钱凤高任敌自治会公产管理委员会委员、敌无锡城区副区长。翌年春，钱凤高又充任敌伪“无锡蚕业改进指导所”主任。他们先是和汉奸杨高伯（敌伪无锡县县长）勾结起来，组建“兴华蚕丝公司”。1938年4月15日兴华公司又和日本蚕丝株式会社合作开办“无锡惠民制丝公司”。无锡惠民制丝公司资本初定20万日元，张子振、钱凤高、杨高伯等人以原有制丝工场及所有生产设备、工具、置产作为现物出资，计8万日元，日本方面以现金流动资金为资本，计13万日元。在张子振、钱凤高、杨高伯等汉奸所谓“不出现货，以厂内所存燃煤作股金”的诱骗下，惠民制丝公司拼凑了润康、振艺、大生、福伦、鼎盛5家丝厂（以后又有宏馀、振元、禾丰三家加入）。惠民制丝公司成立后有女工456人，头年用茧8.5万担。惠民公司挂牌后，汉奸张子振的丝厂率先开工，以示效忠。（见敌伪版《一年来的新无锡》）惠民公司由日本人星中男任经理，张子振任协理，该公司决定“先将无锡近郊各丝厂之未毁者，积极整理添补”（见1938年6月17日《新锡日报》第4版）。同年8月，按日军旨意，惠民制丝公司改组为日本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无锡支店”，由日军代表盐见喜六任支店长。

 

日军为了使其对占领区蚕丝业侵占合法化，指使其伪维新政府在1938年9月29日颁发《实业部管理丝茧事业的临时办法》。伪法令规定，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各区管理内，要开设蚕种制造、机械制丝、茧行等蚕丝业，一律要得到维新政府实业部的批准。并规定机械制丝业必须在同年10月31日前提出申请。蚕种制造业，茧行业限定在同年11月30日前提出申请，经批准获得证书后方准营业。伪法令还规定，凡擅自开业者，处罚金；凡不遵其蚕丝业统制命令者，一律取消开业。与此同时，伪实业部却用命令形式特别批准日本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有权“集合过去丝业者，归其统制，今后同类事业不准新设”（见伪《实业部制定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规定》第一条）。另外，日军还硬性规定“华中地区出产的蚕茧全部要卖给华中蚕丝公司，茧价由维新政府议定”；“华中方面的蚕种全部为华中蚕丝公司统制经营，生丝也需它一手贩卖。”伪维新政府的法令使日本华中蚕丝有限公司成为在日军占领区持有对蚕种养育业、茧行业、机械制造业等独占权，使沦陷区的蚕丝业完全处于日军的严密统治下。日军为了彻底摧残占领区蚕丝业，还从日本运来大批劣质蚕种，致使沦陷区茧质急剧下降。1938年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从日本运来4.85万张剩余劣质蚕种，1939年又运来36.3万多张劣质蚕种。1942年，华中地区所用的42.7万张蚕种，其中80.78%来自日本。1943年从日本进口的劣质蚕种仍占77.31%。在这种情况下，除镇江蚕种场勉强维持外，无锡及苏南大批制种场纷纷关闭。在沦陷区，日军还垄断茧行，杀价收茧。将每担茧价从原来的4石米强行降低到1石米左右，迫使农民大量砍桑挖桑，改植他物。在华东地区，日军强行进驻一些尚未烧毁的丝厂，强拆缫丝机械器件。对少数几家由日军控制恢复生产的丝厂将这些厂生产出来的低等级丝采用中国商标（无锡是“锡山”牌商标）。由于丝质低劣，中国丝在国际市场上声誉扫地。在日军占领的丝厂里，对工人实行法西斯统治，工人在日军的刺刀、狼狗威胁下终日辛劳，做牛作马，但收入极其低微，过着殖民地奴隶般的生活。

 

    四、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始末

    日本用武力占领华东地区后，认为在其完全统制的前提下，“中国蚕丝业有必要复兴”。但是无锡一些实力较大的丝厂资本家不愿与敌合作。日军只得勾结钱凤高等人在1938年4月15日合办无锡惠民制丝公司。同年8月10日下午2时，侵华日军原田少将、野村少将率盐泽大佐等一批军人、日陆军特务部各机关长、日本政府部分官员、领事、田中农业技师、汪伪政府实业部长王子惠、副部长沈能毅及茧丝局长缪英南、工商司长竺缦卿以及汉奸李伯勤、杨高伯等33人在上海市北四川路新亚饭店成立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称：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无锡惠民制丝公司改组为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无锡支店。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金800万日元，日方承担600万日元纳半额（以原中支蚕丝组合在华掠夺的各地企业留存的原料、物资充数），中国方面承担200万日元，均以现物出资，规定必须纳全额。当时，无锡地区参加投资的18家丝厂，经日军控制的“现物出资估价委员会”评估共为175.315万日元，约占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总资本的17.53%，占中方300万日元现物出资（含江浙皖地区增资部分）总额的58.44%。无锡方面的18家丝厂拥有丝车6028台，占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部丝厂丝车总数的72.82%。但由于多数民族资本家不愿与敌合作，故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店属下，实际开工丝厂仅10家，丝车3588台，仅分别为战前的19.6%和22.6%。由日军一手操控的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首先在无锡设支店，在日本东京和中国的苏州、杭州、嘉兴、上海等地设出张所，在南京、常州、长安、吴江、常熟、江阴、镇江、丹阳、硖石、汉口、南通、湖州、平湖等地设驻在所。1941年1月，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进行调整。南京、杭州、苏州出张所升格为支店。翌年3月18日，嘉兴出张所亦升格为支店。1938年8月，日本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将无锡惠民蚕丝公司（8家丝厂2228台丝车）、苏州华福蚕丝公司（1家丝厂220台丝车）、杭州日华蚕丝公司（1家丝厂240台丝车）捏在一起，勉强开业。1939年日军控制的开工丝厂增至20家，丝车5972台。1940年是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扩张时期，开工的丝厂发展到24家，丝车6974台，其中无锡10家丝厂（丝车3588台），苏州2家、杭州3家、嘉兴1家、上海4家、长安2家、硖石1家、湖州1家。是年耗用干茧111869担，缫制生丝26448件。但许多茧行和家庭小丝厂由于设在穷乡僻壤和抗日游击区内，事先就近与蚕农订约随时收烘，随时缫丝。而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却往往难以搞到蚕茧。加上日军的摧残，大批桑园被毁，劣质蚕种泛滥，致使蚕茧质量低劣、原料紧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丝外销通道切断，丝厂日趋萎缩。是年日军占领区的蚕茧产量比上年减少30%，1942年比1940年减少50%。到1943年，农民养蚕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不得不大批砍挖桑树。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所需蚕茧更加缺乏，开工丝厂日趋减少。1940年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在华东地区开工丝厂最多时达到24家，以后急剧收缩。1941年为10家，1942年为6家，1943年为6家。1940年到1943年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丝厂生产的生丝产量分别是1940年26448件，1941年15298件，1942年6953件，1943年仅3222件。1942年起日军在军事上屡遭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经济上蚕丝生产急剧萎缩。1943年5月，日本众议院等提出调整中日合办事业的意见。同年9月14日，日本中央蚕丝会主事长冈哲三及评议员高桥熊次郎至上海作实地调查。是月起，日军派人至占领区和丝厂开展所谓“废铁捐献活动”，强行拆除缫丝机械设备，致使华东沦陷区各残存丝厂一片支离破碎。11月5日，在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和沦陷区丝厂主的抗争下，日军苦心经营长达5年之处的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在第九次股东大会上被迫宣布解散。华中蚕丝株式会社最后在1944年6月22日清算结束，寿终正寝。

 

 

 

    五、丝厂业的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无锡永泰丝厂及无锡丝厂同业鉴于“暴日肆虐，扰我淞沪，汇款三千，慰劳上海抗战前线浴血将士”。各厂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日。（见1937年8月28日《锡报》）。1937年10月，无锡遭敌机轰炸。1937年11月23日，无锡沦陷，无锡蚕丝业遭到空前破坏、严重摧残。特别是日军用武力占领华东地区后，勾结伪维新政府强行规定除土法缫丝外，“华中地方的机械制丝业，全部由日本华中蚕丝株式会社（即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统制经营”。而许多具有爱国心的丝厂民族资本家不愿与敌合作，大都避居上海租界及内地，另一些丝厂业主则纷纷避居无锡四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华中蚕丝公司虽竭尽全力，战前无锡51家丝厂15832台丝车中仅有12家（实际为10家）3588台丝车勉强恢复生产，恢复生产的丝车只占战前的22.7%。也就是说有77.3%的丝车除大部被日军炮火损毁外，还有一部分丝车虽幸存下来，但闲置在那里。而无锡四乡还有大批丝厂的劳动力闲散着。由于“无锡一带的养蚕业与杭州、湖州、盛泽、震泽等地的养蚕业不同，在上海制丝业兴起之后，是作为原料茧供给地发展起来的。因此与那些地区相反。无锡生产的蚕茧主要是供丝厂缫丝。即使蚕茧过剩，也很难转向土法制丝”。换言之，在（无锡）这一地带，蚕茧对于农民完全是商品。丝的生产与茧的生产本来就是分工的（见日本今井长二郎《中支蚕丝业概况》第24页），另一方面，欧洲战争爆发后，战争用丝量猛增。1938年上半年，德国大购华丝，英商怡和洋行轮船到江阴十一圩港，向无锡四乡大量收购干茧，然后装运出口。1938年担生丝价格从1000多元，连连上涨，最高时达6000元左右。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无锡家庭制丝社应运而生。所以，在1938年春茧登场时，一些散居在无锡四乡的“以前丝厂职员，集合少数资本”，自制手工缫丝车，采用“一切因陋就简，将住房稍为改装一下，便作工场。燃料用砻糠。煮茧用老虎灶。夫妻儿媳全体动手，办起了所谓家庭丝厂”（见：吴雨苍《我国蚕丝问题的总检讨》，《经济周报》第二卷第16期11-12页）。当年恰遇气候适宜，茧质甚佳。鲜茧270斤即可烘成一担干茧。缫折378斤即能缫成一担生丝。茧价低廉，丝价上涨又快，由1938年初的每担生丝价（旧法币）1000元半年内增至6000元，家庭小丝厂获利颇多，接踵而至者为数不少。除内地一些丝厂业主到无锡四乡纠合一些职员开厂外，当时的一些原丝厂职工也纷纷合作开设家庭丝厂。据1938年1月5日《新锡日报》统计：当时，全县小丝厂已经发展到60余家。是年无锡全县的鲜茧产量为33382担。各茧行收烘成干茧11511担。除出运1500担外，无锡家庭丝厂不顾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限价通令，竞相争购，约收干茧2011担。1939年1月，无锡成立《无锡家庭制丝业公会》，张润珊为该同业公会主席，负责代各小丝厂向日方办理领取黄色通行证（蚕茧、生丝小额运进运出，均须持有日军发的通运证）。仅半年时间，到同年7月10日，无锡家庭小丝厂已发展为104家，拥有1520台（见1941年2月日本兴亚院《家庭制丝社的簇生》）。当时“丝价腾涨，家庭丝厂往往暗中输出生丝，与华中蚕丝公司竞争。1939年9月25日，无锡竟有此种家庭小丝厂256家之多，共计丝车3824台。至1940年，江浙各地小丝厂丝车共有9000台以上，且日夜开工”（见潘吟阁《最近我国蚕丝工业一瞥》《中国工业月刊》第二卷第三期第13页1944年2月15日上海版）。至1940年止，无锡一县最高时有家庭丝厂330家，设备总数达5053台。（见《经济周报》第二卷第16期第11节）。另据日本《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271页上记载：江苏全省在1939年末有家庭小丝厂438家，丝车6585台，其中无锡小丝厂430家，丝车6353台。浙江省小丝厂51家，丝车3114台。江浙两省合计有小丝厂489家，丝车9699台。家庭小丝厂的缫丝机，主要是“被毁工厂之残余机器，以及无锡铁工厂所造的新机，意大利式、日本式混杂拼合的旧式坐缫车。”女工自十六、七岁小姑娘至六十岁以上老婆婆皆有之。盆工（即煮茧釜中理茧、丝头绪者）有九岁之幼女加入者，十岁男童亦有之。（见：《中国工业月刊》第2卷第3期第13页）。家庭丝厂一般用砖头砌成地火龙，热水烘干。因设备简陋，生产质量一般较差。但也有少数家庭丝厂质量超过大厂者。当时比较热销的生丝有：天隆丝厂的“飞机”牌、增兴丝厂的“红八结”、洛社丝厂的“金天使”、新丰丝厂的“银行”牌，大隆丝厂的“白舍龙”等。无锡家庭丝厂所产生丝，因日军在无锡将生丝收购价硬性压低（无锡每担生丝收购价压低至2500元，而上海为4500元至6000元），故小丝厂采取跑单邦、船舱夹层等方式冒险偷运至沪出售。

 

无锡家庭小丝厂的迅猛发展，成了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统制、掠夺华东蚕丝业的一大障碍。1939年7月15日，伪维新政府实业部在《管理手工制丝业暂行办法》中强行规定：三部缫丝车以上者均需登记，发证后方可营业，产品也只能在国内推销、不准出口。1940年7月2日汪伪政府又公布了《小型制丝工场暂行规则》，这个“规则”更是无理规定家庭丝厂不得擅自收茧。小型丝厂的设备只能以旧式木车为主。采用机械时，每一工场不得超过20部车。但敌伪这些法令并未奏效。一些人往往以二、三个人甚至五、六个人的名义登记20台机合设一家40台或120台机的丝厂。小丝厂的蓬勃发展，使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大为恼火。日军在《华中蚕丝社报》第七号中哀叹：“现在以无锡为中心的江浙两省内之小制丝车数达9700台（笔者注：其中无锡一地家庭丝厂的丝车数占江浙两省小丝厂丝车总数的59.28%，浙江省占37.89%），其活动又不限于一地方。而在输出方面，又都为输往欧美者，有极其旺盛的抗日活动。结果，对华中蚕丝统制造成了很大障碍。”为此，日军叫嚷：“对此等小制丝加以弹压，实属刻不容缓之急”。

 

    家庭丝厂的资本很小。根据侵华日军满洲铁路局上海事务所今井长二郎、并龙太郎、牧野龙夫、松野义武及华中株式会社的池田宪司等在华调查后写的《中支那重要国防资源生丝调查报告》记载：“1941年无锡地方的家庭制丝厂，调查过的95个厂，按资本额分类：资本在2000元以下的占45%，3000到5000元的有22个厂，占23%，资本在5000元至10000元的仅15个，占16%。资本在10000以下的占84%，10000元以上的15个厂，其中总资本只占全部家庭丝厂资本总额的46.7%。无锡家庭丝厂的平均资本不足6300元。”

 

    无锡家庭小型丝厂生产规模虽然不大，但其所起作用却非同小可。小丝厂的存在，不仅使日军统制华中地区蚕丝业的野心遭到严重挫折，而且使一大批蚕农和丝厂工人有一个继续谋生的机会，保存了残存桑园，使无锡蚕丝业得以一息尚存。由于家庭小丝厂大多分散在无锡四乡抗日游击区内，他们配合我抗日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势力。1938年7月10日，时任惠民公司经理汉奸张子振被抗日游击队袭击抓获押至太湖马山被罚5万银元。1938年8月20日，15名抗日游击队员砸坏裕成丝厂铁门，冲入厂内。在厂内工人配合下，成功地从仓库里支出14担干茧。1939年10月7日，日本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支店在宜兴和桥掠夺到4卡车（200担）干茧，日方派十多名武装军人想随车押运回锡。中午11时30分左右出发。在下午1时许，茧车途经华藏山附近，遭到我抗日游击队突然伏击，经一个半小时激烈战斗，当场击毙日军石川辉二、德田正雄等多名日军，缴获干茧14担。1939年5月1日，日军设在无锡长安的久兴、永记、万生、民利、寅记、茂丰、泰伦、庆丰、鼎兴、复兴等10家华中蚕丝公司的茧行，均遭抗日武装袭击，使日军损失90740银元。1939年5月3日，日军设在长安的顺大茧行被抗日游击队放火全部烧毁。1939年6月8日，无锡石塘湾茧行遭抗日游击队袭击并缴获银元550元。1939年9月，无锡协兴茧行、中和茧行以及江阴青阳五丰茧行均同时遭游击队袭击，缴获干茧700余担。1940年1月9日，日本华中公司监事、汉奸杨高伯遭抗日游击队伏击当场毙命。

 

    日军在1943年11月写的《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沿革史》192页中哀叹：1938年4月，中支蚕丝组合成立后，在中国抗日分子（日军称为“土匪、正规军、共产军”）的经常骚扰袭击下，日军损失惨重，当场被击毙日军11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日军侵占华东地区后，沦陷区抗日军民包括蚕丝业的爱国人士从未停止过与日本鬼子的斗争。除无锡外，常熟、武进、丹阳、靖江、吴兴、双林、杭州、嘉兴、海盐、海宁、南浔、长兴等沦陷区蚕丝业的爱国人士积极支持配合抗日游击队对日寇进行沉重打击，1943年11月5日日军被迫宣布解散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日军统制华东沦陷区蚕丝业的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