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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见证

时间:2015-08-07 来源: 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

  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道;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从考古学角度去探讨,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内蒙古东部区的兴隆洼文化时代,草原先民就已同西方交往。

  草原地区不仅循草原丝路与西方往来,而且与中原地区亦有密切交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蚕,反映了养蚕业从中原向北传播的情况。而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和小型玉猪龙,则说明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习俗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发源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内蒙古出土的相当于这一阶段的青铜礼器、丝绸残件、象牙雕尺、漆器等,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草原地区的影响。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这个特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此外,草原上的皮毛等畜产品,也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物,珍奇的珠宝金银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皮货与珠宝之路”,它使内蒙古地区频频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经考证,南北朝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沿内蒙古阴山河套一线到达今呼和浩特又继续东行,经燕山至内蒙古赤峰南部和东北各地。在这条路上,先后在银川、呼和浩特发现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与产自西亚的金银器。2014年,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鲜卑墓群考古新发现,为草原丝绸之路文明宝库增添新内容。

  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全盛时期,唐太宗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各草原民族的君长来长安朝拜,多走阴山河套一线的“参天可汗道”,中原与草原丝路的联系畅通无阻。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市敖汉旗,1976年曾连续出土了两批典型的波斯银器,有波斯银执壶和猞猁纹银盘等。银执壶顶端有一个鎏金胡人头像,高鼻深目,八字胡须,短发后梳,是典型的胡人形象;猞猁纹银盘则不见于中国传统工艺,也是中西交流中的输入品。因此,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这些银器都是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在东伊朗高原制作的工艺品。

  由契丹族所创建的辽王朝(907—1125年),其活动中心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征服了分布在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使通往辽朝上京城(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阿拉伯诗人尤素甫在他成书于公元1069年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写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Kata)。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蒙元时期,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元代仅在欧亚大陆北方,就形成了4条大道:1.从蒙古通往中亚、西方和欧洲的道路,包括天山以北路线,准噶尔盆地以北沿线,越阿来岭,经新疆北端也儿的石河路线。2.南西伯利亚各部间的东西交通路线。3.从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4.从中原内地通往中亚的道路,包括从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驿道;从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驿道)和上都至辽阳行省的驿道。自此,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草原丝绸之路在元代达到极盛阶段。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