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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继和:古蜀文明与天府丝绸的起源

时间:2019-08-22 来源:

丝绸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中华衣食住行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进步到文明形成时期的产物。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它的产生是同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同步的,也是多源的。如同中华文明起源为多元一体、满天星斗的形成模式一样,丝绸文明也是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多地起源。“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是中华多源而又多元丝绸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

一、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

由皮革麻布缝制,进步到丝绸纺织,是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早在上古采集渔猎时代,人们因御寒衣物遮身被体的需要,就产生了揉制皮革和槎制、缝制树皮草茎的技术。最初是槎制、缝制打猎捕鱼的网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后来学会骨针缝制兽皮树衣。早在十万年前山顶洞人遗址即发现骨锥。巴蜀大地上,距今四万年资阳人鲤鱼桥遗址发掘出智人使用的骨锥,这都是最早缝制技术的物证。

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石(陶)纺轮、原始的水平织布机、麻葛平纹织布,这是现代纺纱织布技术的起源。与此同时,在自然条件、气候条件适宜野蚕、柞蚕生长丛集的地域,发现蚕丝可作布料,这就产生了丝织。这是最早的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丝织印记和遗存,证明只有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产生了丝织技术,其它国家没有这项技术。直到公元552年拜占庭派景教僧人到中国把蚕种偷偷藏在竹杖内才偷运回国,这是西方世界养蚕缫丝的开始。又直到公元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养蚕缫丝法才引入欧洲,意大利、法国、英国、先后成为欧洲丝绸中心,都是这之后很晚的事。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早了四千多年。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养蚕缫丝发源地。在五帝时代,即5000年前即已发明养蚕缫丝。传说最早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人是黄帝正妃嫘祖。嫘祖的“嫘”字,也寓意女性缫丝累累一团之义,指最早发明人是女性,这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传承是一致的。嫘祖属西陵氏,“西陵氏劝蚕嫁,亲蚕始此”。嫘祖为黄帝把丝绸制成五彩印染锦帛衣服,“黄帝制五色衣裳”“垂裳而治”,“锦裳”就成为黄帝始创人文的文明标志。丝绸技术,由黄帝与嫘祖推广到九州各地,故很多地方供奉嫘祖为丝绸行业始祖。根据记载,最早供奉嫘祖为“先蚕西陵氏神”的习俗,起于北周时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丝和丝织品就成为中国的特征,扬名海外,那时希腊人就已用“丝国”(赛里斯)来称呼中国。到汉唐时期,丝绸就成为中外商贸与文化的代表性产品,并由此产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二、丝绸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多地起源

丝绸的织成是极不容易的,它受制于产生地域的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从技术讲,它包括养蚕、制种、缫丝、织帛、擘锦、练漂、治絮、染色等全套技术。从自然条件讲,它需要适宜养蚕的桑树桑叶生长和育蚕的自然条件,故栽桑养蚕习俗的兴起,最初主要在自然条件好的黄河中下游,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全国多个养蚕丝织起源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地域的出现,又多与《禹贡》记载的全国九州中有六个州贡赋上交的丝织品有关。目前,考古发现与丝绸有关的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多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前)出土蚕纹牙彫、山西夏县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5500年前)出土蚕茧、河南荥阳青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前)出土丝麻织物残片、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距今约4750年)出土绢片丝线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丝、麻两种原料的织成品。丝织品包括绢布、丝带和丝线,由家蚕丝织成,有单丝绞捻、粗细经纬相纺、平纹组织等样式,说明五、六千年前在长江流域已产生养蚕织绸的先进于世界的技术。

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相印证,说明在我国丝绸纺织技术有多地不同的始源,同时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很多地方有嫘祖创养蚕制丝绸的传说。很显然,这些传说是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全国多个文化地域多处丝绸起源和发展的基础上的。考古发现丝绸遗址早的有六七千年,而嫘祖传说不过四五千年,时代晚得多,这说明在丝绸生产的历史过程中才产生螺祖传说,多地域的丝绸生产是嫘祖传说产生和演进的肥壤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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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锦

三、天府是丝绸文明诞生的一个重要摇篮

“天府之国”的四川也是丝绸文明起源的一个摇篮。丝绸起源于“天府”,首先是因为有良好优越的桑蚕自然条件。成都百花潭出土有战国宴乐狩猎嵌错纹铜壶,在其第一层绘有弋射、采桑图,可以看到妇女着丝裙,攀树上,坐枝头,采桑叶的生动图像。成都新都区汉墓出土有汉代“桑园”画像砖,描绘有桑园和柴门,一高髻妇女手执长竿采桑叶的形象。虽然这是战国秦汉时的作品,但它是西蜀自古以来就有桑麻遍野,“擅桑麻之利”“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天然条件的说明。近几年在成都都江堰市挖出的一株桑树乌木,就是几千年西蜀适宜栽桑的明证。

其次,蜀中自古喜欢养蚕。成都交通巷曾出土西周时期铜戈,上面刻画有蚕纹,说明这是养蚕习俗的产物。殷墟和周原甲骨都有蜀字,又有蚕字。甲骨文蚕字作,而蜀字则写作,证明蜀字形是从蚕字形孳乳出来的。《诗经》有“蜎蜎者蜀”的诗句,《说文解字》释为“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蚕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葵即桑字。单独的蚕形是甲骨文的“蚕”字。而其身蜎蜎,卧在桑叶上,则是“蜀”字,可见“蜀地”“蜀国”的得名是来源于西蜀喜栽桑养蚕的习俗。

蜀地的丝绸业就是在上述古蜀自然和人文两个条件具备优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从蜀国第一代先祖蚕丛的得名,还可看出蜀的蚕丝业起源于上古渔猎时期。蜀先祖有蚕丛、柏濩、鱼凫三王和杜宇、开明二帝,共五代。这五代先祖名称都与文明演进次第密切相关。“蚕丛”是野蚕丛集的意思。古蜀人源于食虫氏族,最初即食野蚕,后来发现野蚕吐丝的功能,即把它培养为家蚕,培训出蜀氏族治茧缫丝的本领,这就是蜀地丝绸的起源,相当于蜀地的采集渔猎时代。蚕丛氏的祖地,相传在岷山蚕陵,今茂县有“蚕陵重镇”古碑,后为地震水灾所没。柏灌、鱼凫的得名,则为治水捕鱼经济生活的代称。杜宇为巴蜀农祖,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代称。开明则是因进入高级农耕文明,更为开化,故而得名。由此可见,古蜀五祖的得名,刚好与文明演进的次第相符,其首为丝绸文明,这是上古时代,蜀人经历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忆,是表现为传说和神话的古蜀人祖先的自成一系的口述历史。它作为活态文化基因,一直流传到现在。东晋干宝《搜神记》载有蜀女为桑叶所包裹化为蚕,变成青衣神马头娘的故事,就是蚕丛时代衣青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蚕丛都蜀,衣青衣,教民蚕桑,则蜀可蚕”。蚕丛部族的兴起,充分说明西蜀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

从历史文献看,黄帝部族与蜀山氏部族有密切的关系,两者均以养蚕治丝著称。黄帝嫘祖族后裔昌意、高阳氏颛顼集团与蜀山氏从昌僕淖子开始即世为婚姻联盟。高阳氏降居于若水(青衣江),其后裔夏后氏大禹兴于西羌,夏代中期君主杼回归石纽,末代君主夏桀娶岷山二女婉、琰,均说明从远古时代到夏代,两大部族丝绸文明密切交流互鉴的关系。

蜀锦与蜀绣是蜀丝绸文明发展的最高标志。它的渊源很早,蜀地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就发现刻有纺织印记的绳纹、网格纹和方格纹。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成都指挥街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均出土有陶、石纺轮,说明纺织技术发生很早。在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发现的巨型青铜立人像,其头戴上软下硬两层华帽,衣饰分内中外三层右衽华服,配有编织授带,上有华美的织纹,前身后背均织出有联珠饰的龙纹、回纹和兽面纹,还有体现蜀人仙鸟崇拜的丝织鹮鸟形象,线条流丽,黻黼华兖,图案复杂,想象丰富。但因是青铜造铸像,其塑像创作的人物原型,特别是衣饰原型,模仿的是什么,颇费猜测。可惜各家著录皆未分析其衣着质料,是麻类,是绢类、帛类,还是丝类、绸类,遂成疑团。不过,根据我们对中国纺织发展史规律和特征的认识,能绣出如此精美复杂图案,一般麻类质料衣服是绣不出来的,非锦衣、绸衣不可,这说明三千多年前蜀地即有了染丝而织成文章的锦与绣,应该说这就是后来蜀锦蜀绣的前身。到秦汉三国时代,成都蜀锦蜀绣繁荣发展,成都成为全国丝绸生产和贸易三大中心之一,与齐鲁的罗纨绮缟、河南襄邑的美锦纨绔比美,甚至超过齐鲁,成为蜀国重要的经济和军费来源,故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锦是三国蜀汉对外贸易的专利品,是决敌致胜的国力保证。

蜀锦蜀绣的得名,也是在秦汉时代产生的。蜀锦来源于“锦绣缎”,“缎”是在钻石上捶打,使之光滑挺拔,故谓之缎。缎是蜀丝文明的特色产物。蜀锦有多彩多色的产品。左思《蜀都赋》说:“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两句话说了两件事:一是著名产品“贝锦”。贝锦之名见于《诗经》,指织出锦纹好似多色的彩贝,这是汉代蜀锦的知名品牌。二是指蜀锦只有经过锦江上游的鲜水洗濯,才能出现鲜艳的锦色,优于天下诸锦,故濯锦之江称为锦江,管理织锦作坊的官署在锦江岸边,称为“锦官城”,锦官城所在区域则称为“锦里”。成都有“锦城”的代称,就是从锦官城简称得来的。

汉代丝织品在许多地方均有生产,图案花样丰富多样,如在河北怀安、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古楼兰遗址、诺颜乌兰遗址、蒙古国通互拉汉墓、朝鲜乐浪郡(今平壤)等汉墓中均有彩绘织锦出土,上面织的花纹图案有祥禽瑞兽、吉祥图形或几何图案,图案中往往夹织有隶书的吉祥语,如“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万世如意”“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万年益寿”“万岁宜子孙”等祈家祈年的用语,都是一般家庭使用的吉祥语,可见这是汉代织锦的一种民俗。其中唯有蜀锦蜀绣是不同于一般民俗的特异者。在丝绸之路上,吐鲁番尼雅墓地出土了东汉至三国时期的蜀锦,共有三段∶其中有一段锦织有“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用语,这是汉代当时王侯合婚类家庭使用的一般性吉语习惯,没有什么特异。特异的是,唯有另两段作为射箭护膊用的织花绣字的蜀锦,在至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不同凡响,最有文化内涵和特色。该锦膊图案花纹,按横幅排列成横行。在两横行之间则有龙、凤、马、虎与五星的彩色图,两端织有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其内涵超过了一般家庭祈福用语,是用的《史记·天官书》的话:“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当时汉代人的看法,日月五星的天象方位,是与地上物象人事的动作相对应的,特别是同国之大事“祀与戎”有关,这叫做“天人之符”。“五星”有两指,一指“天之五官坐位”,包括“紫宫(中宫)、房心(东宫)、权衡(南宮)、咸池(西宫)、虚危(北宫)”五星;另一指佐天行德的“天之五佐”,包括水、火、金、木、土五星。前五星为经,后五星为纬,经纬相织,分天之中。天官的责任,“为天数者,必通三五”,是观察三辰五星经纬交织的中道,以便“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天有五星,地有五行”,观察天的五星与地的五行的位置变化,可以决定国家的军事征伐行动。如果“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积于东方”则利于出兵讨伐分裂叛乱势力,“其赤,中国胜”,“可以礼致天下”。两汉三国时期,南羌土豪常有分裂叛乱,因此要选五星聚于东方一舍之天象时加以讨伐,这是大有利于中国大一统的时机。今天看来,蜀锦这段话,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体现当时制作蜀锦的蜀人对于文化中国共同体大一统理念的认同来解读。古代蜀人具有擅于把这种理念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出去的认知能力和宣传手段,这就大大超出了其他地区织锦只有锦绣吉祥语的精神境界,体现了蜀人的文化历史自信,能注重工艺品制作以文化为魂。所以我们说它是汉代织锦中最具文化精神和深刻性内涵的丝织品。

生产蜀锦的纺织工具也出现了奇迹。汉代出现了高级提花机代替手工刺绣,但这只见于文献记载,或画像砖的织机形象。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画像石绘有织布机和织丝机两种织机的形象,但都没有实物。近年来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2号汉墓出土四架木制织机模型和14个纺织工匠的漆木彩绘人俑。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也是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的锦缎丝织提花机模型,代表当时最高超的中国织锦技术,用实物场景表现了蜀锦织机作坊生产的全过程。从织机实物可以看出,它采用的是“高楼双峙”织造经纬密度很大的绫锦技术。这种技术一直传承到现代的丁桥花楼织机,仍使用其法。这四个织机模型是蜀锦蜀绣对世界丝织文明起源和演进所作特殊贡献的明证。

总之,古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孕育了以蜀锦蜀绣为标志的巴蜀丝织文明,体现了蜀人制作衣饰的特殊智慧。丝绸是文明起源和进步的一个标志。它的起源是与中国文明起源同步的。人类文化始于衣食住行,而衣是文化之首。它从皮革树皮之衣,发展到麻绢丝绸,也是衣饰由文化进步到文明的过程。衣饰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同整体中国文明起源又具有同样的特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元性和多源性,多个地域是中华民族文明诞生的摇篮,苏秉琦先生谓之曰“满天星斗式”。中华大地上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在不同地域发生,逐步以中原文化带为凝心聚力的火炬中轴,发展而成燎原之势。这就是中华文明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特色。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支多源组合与重组为一体的重要阶段,表现在服饰文明上遂产生了多元服饰一体化的黄帝正妃嫘祖创制丝绸的口述历史,嫘祖是多地区多源丝绸文明各支凝聚在一起的箭垛式焦点人物,是创制丝绸文明并为各地区丝绸文化高山仰止的标杆,也可说是中国丝绸文明的一个精神标识。由此可见,中国丝绸文明也具有整个中国文明一样的多源一脉、多元一体的特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多个地域都有丝绸文明起源的考古遗迹发现和多个嫘祖诞生地并自成一系的传说。

“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摇篮,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中心。在汉唐时代,世界处于黑暗中世纪的城市衰落时期,唯“扬一益二”,独放异彩,当时通过诸条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和中外人才的交流与中外文化的互鉴,天府四川出现了聚集和集中世界财富的城市,汉唐成都成为世界财富之都、中外人才之都的世界历史都市。与此同时,天府四川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也是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独放异彩的光亮地带。它具有服饰文化起源独特的祖先口述史、独具特色的考古发现和诸丝绸之路上独特商品交换等多重历史优势,对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及西南出海丝绸之路,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贡献和特殊的历史作用。历代蜀人也最擅长冲出盆地四塞,开拓四面通道,走向外部世界。蜀人渴求外部世界知识、信息和智慧的能力,主动开拓和融入丝绸之路的能力,苞括宇宙、总览人物、错综古今、控引天地(蜀人司马相如语)的观察思辨力,曩为外部世界所称道。

历史经验证明:天府之国离不开诸丝绸之路,诸丝绸之路也离不开天府四川。在今天“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体系中,天府四川同样离不开,定会承袭它奉献于诸丝绸之路的文明理念、历史优势和历史经验,发挥其独特的古与今魅力,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作者简介: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