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苏州市区国有丝绸业的兴衰

说明：历经风雨坎坷，进入现代之后，纯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的苏州市区国有丝绸业曾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登上辉煌的顶峰之后便逐年萎缩并迅速告退。在古城区及周边，织造业、炼印染业、缫丝业、丝绸机械及配件的全部产能，均退出或转移；特别是沿袭千年并凝聚着深厚文化积淀的传统绸缎织造全部告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苏州市区丝绸科、工、贸、文、教系统解体。

为记录这一过程，本人在负责苏州市区国有集体企事业档案集约管理的间隙，专题归纳了2012年之前积累的苏州丝绸业的大量史料，经过梳理后成文。多位长期从事苏州丝绸业并亲历苏州丝绸业10多年“变脸”的同志提供不少第一手史料并提出宝贵意见。

由于对苏州市区国有丝绸业现代部分特别是后20年的历史，至今尚未形成系统说法与定论，其中的观点仅为一家之言。

上篇（1949年-1978年）

丝织及缫丝业产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州市区丝绸业景况十分萧条。在经济恢复过程中，1950年5月国营中蚕上海进出口公司委托私营的东吴、千里、大中、美彰等绸厂加工代织，并收购存货,以维持生产。这一救助措施，使得在风雨飘摇中的苏州市区丝绸业又一次显露生机。1950年到1955年的六年间，代国家加工销售的绸缎，从开始的19.78万米、占生产总量的25.72%，提高到445.84万米、占生产总量的99.97%。苏州市区丝绸业迅速得到恢复。

国家对绸缎产品实行委托加工，既扶持了私营丝织工厂，又可以通过绸缎的出口赚取外汇或进行易货贸易，一举两得。自1950年起，苏州所产的古香缎、塔夫绸、花累缎等，就作为易货贸易，销往苏联、东欧、蒙古，也少量销往香港地区。当时仅1匹塔夫绸就可以换回1吨国家最为紧缺的钢材。国家统一销售逐渐地成为主渠道。据1955年上半年统计，由工厂自销的绸缎仅2270米，仅占总产量的0.12%，已经微乎其微。这表明，丝织业是苏州第一个出口导向型产业，也是全市最早全部纳入计划经济轨道的行业。

工业与贸易的严格分开，为计划经济模式所限定。在1950年时，仅东吴绸厂一家就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和香港等地有一批直接销售的老客户，如上海老介福、协大祥、信大祥，北京元隆，香港兴中等绸缎老字号商铺，但到1955年后几乎全部中断往来。因此，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的苏州大小丝织工厂，都不设专门的产品销售部门，也没有产品推销人员，苏州市区丝绸业原有的产品销售能力全部丧失。苏州的丝绸工厂实质上成为内、外贸易部门的专门“生产车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各家工厂在运行过程中所需全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原材料、电力，以及扩大或者缩小生产规模等等，一概都由政府部门决定，工厂只负责生产。1969年后，丝绸产品由原来工贸之间的加工关系，改为购销关系，所有丝绸产品的销售业务都统一由外贸、商业办理，致使工厂对内、外贸易部门特别是外贸的依赖性越来越重。外贸订单主要来自省、市丝绸外贸公司，时有减少或风波时，工厂便难以为继。之后的历史证明，由于苏州丝绸产业的格局及体制所限定，苏州的丝绸工厂乃至整个丝绸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兴亦外贸，败亦外贸，更成为苏州丝绸业在四、五十年之后，在工厂因被迫直接面对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时，难以适从，最终导致几乎全部退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丝织及缫丝业此段历史的大致轨迹是：

1949年5月，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接管第一实验丝厂。1950年6月天成绸厂业主高吉甫接受政府建议，推动城区丝织业徐同泰、荣大、天成等18家小厂、98台织机，组成苏州市丝织第一联营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缫丝厂开始一律为中蚕公司代缫加工，中国蚕丝公司苏州办事处成立后，苏州丝织业接受中国蚕丝公司（驻上海）加工定货。1952年7月中国蚕丝公司接管苏州第一实验丝厂，设立中国蚕丝公司第一丝厂。当年苏南行署工商处接收江南丝厂划归苏州市管辖，改称地方国营江南丝厂。1953年7月，苏城电动丝织铁机全部接受外贸加工；苏城城区与吴县227台丝织木机（占木机总数的45．5%）也纳入外贸加工。1954年10月振亚织物公司在苏州丝绸业中首家实行公私合营

1956年1月，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城区64家丝织工厂、28家绸布店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成为苏州市区现代丝绸产业形成的基础。

苏州市区丝绸业的主体——丝织业，自1950年起，300余家私营的小丝织厂（工场、作坊），通过公私合营和改组，先后集结成为7家大中型的公私合营丝织工厂。其中，由38个生产单位组成公私合营振亚丝织厂，由59个生产单位组成公私合营东吴丝织厂，由29个生产单位组成公私合营光明丝织厂，由49个生产单位组成公私合营新苏丝织厂，由21个生产单位组成公私合营新光丝织厂，由14个生产单位组成合作社营宋锦漳缎厂，由49个生产单位组成合作社营东风漳绒生产合作社。自此，苏州市区民营丝绸企业绝迹。在10年之后的1966年，其中公私合营企业又变为地方国营的丝绸工厂。

1955年2月，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后改名纺织工业局）建立，直接管理市区丝绸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市区丝绸业的生产合作社、合作工厂等集体所有制企业由市手工业联社管理。从此，以机器生产与手工生产为划分标准，数千年一直与苏州丝绸业一体且密不可分的缂丝、刺绣、服装服饰业，归入手工业或工艺行业。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导致苏州丝绸业的织、绣、服饰及制成品分家达40余年。直到2002年之前，所指的苏州市区丝绸业，均为纯公有丝绸经济。曾经被苏州人骄傲地称为国内丝织业规模最大的“四大绸厂”（振亚、东吴、光明、新苏），在之后的近半世纪中，成为苏州丝织业的四个顶梁柱，支撑起了整个苏州市区的丝绸织造业。在包括缫丝、印染及科研、教育等在内的苏州现代丝绸产业链中，丝绸织造与丝绸炼印染成为其中体量最为庞大的两个块面，成为苏州诸多工业门类中，知名度最高、最有苏州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之一。苏州丝织业在高度计划经济框架下，凭着有深厚底蕴的特色丝绸产品和巨大的出口创汇优势，靠着国家与地方多方面的扶持，很快形成纯公有的丝织规模型经济。

从此，苏州丝织业持续不断扩张。到改革开放之前，不仅在明清时期苏州丝织业的最兴盛之地—被称之为“万户机抒，彻夜不辍”的东北半城，集结了7家大中型丝织工厂，而且织造规模与产能都比集结初期扩张了6-8倍。1957年之后，在江南丝厂、第一丝厂、丝绸研究所、丝织试样厂及郊区的娄葑、虎丘、长青等乡，都新铺出一批丝绸织造的摊子。在三年经济恢复之后，丝织产能已超过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规模。1976年后，又在市郊的娄葑、横塘、三元等地及平江、沧浪、金阊区，建起一批丝织厂。到1978年，苏州丝织机台总数，从1950年的1577台，扩大到4346台。此时，尽管织机的数量尚不及史料所载明清时期的“万余台”，但是，4346台的各类新型电力织机，其产能已经远远超过明清时期“万余台”的手动脚踏老式木机。显然，在改革开放之前，苏州丝织与炼印染业的规模，早已达到历史的新高点，苏州继续成为名符其实的“丝绸之府”。

在丝绸产业链中，织造历来属于薄利产业，多数织物的高附加值最终都体现在深度加工后的绸缎及制成品中。上世纪70年代后，苏州丝织业先染丝、后织造，被称为熟织绸的产量逐渐减少，比重下降，而白坯绸产量逐渐增加，比重上升，各家丝织都成为向丝绸炼染印行业和制成品行业提供初级丝绸产品的原料--白坯绸的生产者。而且，由于织造产能急剧扩大，使得整个苏州丝绸产业链的两头小（丝绸原料加工与丝织品深度加工及制成品加工）、中间大（丝绸织造与炼印染）的格局，愈加突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州丝绸产业一旦失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保护伞”，丝绸织造包括炼印染这两个只生产初级产品的庞大行业，除了自己形成内外销的渠道外，或者只能成为新的丝织品经营商的加工单位，或者只能压缩、萎缩织造产能，别无他路。之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1951年苏州市区丝织品总产量仅154.47万米，到1978年已达5278.1万米，在27年时间里增长了33倍，同时，丝织品外贸加工收购量更是增长了37倍，从1951年的62.35万米提高到1978年的2380.61万米。出口创汇额1978年达4197万美元，丝织品遂成为苏州独一无二的创汇大宗产品。苏州各类精美的丝织品自1954年起又扩大销往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等国家；1955年增加法国、缅甸、比利时、埃及、叙利亚、南非等国家；1956年又增加锡兰、阿富汗、瑞士、印尼、科威特等国家。在中国石油出口崛起之前，丝织品长期被列为国家最重要的创汇大类产品，畅销世界90多个国家地区，名扬五大洲。1978年，苏州城区出口丝织品的数量占江苏省丝织业的55.2%，占全国丝织业的七分之一。苏州城区丝织业出口创汇额占全国丝织业的21%。其中苏州城区真丝双绉的出口量，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

丝织业也成为苏州市区上缴税捐增长最快的行业，从1951年的8.95万元，提高到1978年的663.56万元。27年中增长近73倍。

同时，丝织业更成为苏州市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一个行业。全部丝织厂的职工人数，从1951年的1656人，增加到1978年的11806人，27年中增加6.13倍。占全部丝绸产业职工数的60%多。当时在苏州市区工业的每十个职工中，就有一个是丝织工人。

炼染印产能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苏州丝织业中先染丝、后织造的被称为熟绸的产量逐步减少，丝织厂开始主要生产白坯绸，即为炼染印行业和丝绸制成品行业提供原料，出口真丝绸则以炼白绸为主。而丝织品的高附加值，最终都体现在深度加工后的绸缎和制成品中。因而在发展丝绸织造同时，原本就是短腿的丝绸后处理工序——丝绸炼染印花业相应得到发展。自70年代开始，染色绸、印花绸出口比重逐步提高。

苏州丝绸炼染业的基础薄弱。1949年仅剩25家炼染小作坊，职工不过百余人。丝绸炼染作为丝织生产的主要配套行业，其振兴的标志是苏州绸缎炼染厂的建立。

1955年7月，以陈祖燮为首集股创设的精炼绸厂实行公私合营，定名苏州精炼厂。之后又并入一批染坊和工厂。1958年9月更名苏州印染厂，1963年改名苏州绸缎炼染厂。精炼绸厂最初建于民国20年（1931），在省内首先采用皂碱助剂法炼绸，为江苏近代丝绸炼染工业之始。但其时仍为手工作坊，年绸缎炼染能力仅100万米左右。1953年开发棉纱、丝光、染色加工，均填补苏州之缺门。1956年开始使用卷染机染色，为苏州机械染绸的开端。1957年5月南翔县公私合营金星印花厂并入该厂成立印花车间，江苏丝绸印花业由此起步。绸缎炼染厂在1958年建造挂炼槽，采用先进挂炼工艺，创造了绳状染色机，被誉为国内染绸界的“中华第一机”。1977年绸缎炼染厂建成涤纶低弹织物染色整理生产车间，生产出具有仿毛性、仿真丝外观和手感的涤纶低弹膨体绸，填补国内缺门。该厂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的绸缎炼染装备，是市区最早获得主要用于进口国内短缺原材料和关键设备的短期外汇贷款的工厂，很快成为省内和国内最大的绸缎炼染专业工厂，一度成为苏州的产值、盈利大户。

1959年10月苏州丝绸印花厂的建立，则是推进苏州丝织产品深度加工的一次飞跃。该厂以苏州印染厂印花车间为基础，合并一批染色工场、印花小组、染毛车间、漂染车间及印花商店所组建，厂址原设在北寺塔的后殿，设备仅有电热台板4块，水印台板6块和浆印、冷台板各2块。印花全靠手工。1962年迁并集中到东北街百家巷新厂址。1965年开始生产真丝电力纺印花绸，起步真丝印花绸的外销。1969年10月开创苏州机器丝绸印花的历史。到1978年，该厂真丝印花绸产量和出口量已占到全省的40%，并成为国内小额真丝印花绸的主要出口基地之一。丝绸印花厂的建立与发展，使人们能领略到丝织业生产的白坯绸在经过精密印花之后，所呈现出的无比的美轮美奂。

为解决织造熟织物中长期存在的染丝生产分散不配套、工艺及管理水平不一、同一批丝染成后产生色差，从而影响绸缎质量的问题，1966年由振亚、东吴、新苏、光明四大绸厂的染坊间，迁并建成苏州染丝厂。这一举措对提高染丝质量，进而提高熟织丝织品的品位，起到积极作用。

1966年，苏州市区的丝绸印花、染丝等工厂的扩建、新建，丝织机的扩大，炼染设备的引进等，均由外贸部门投资扶持。

经过20多年的努力，苏州丝绸产业链的两头小（丝绸原料加工、丝织品后处理加工及制成品）、中间大（丝绸织造）的格局，虽有所改善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由于高度计划经济下的条块分割、产业壁垒，到改革开放之前，丝绸制成品（服装、服饰、装饰等）产业，始终未被纳入苏州丝绸的产业链而得到相应发展。

绸缎品种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间，苏州的绸缎品种几乎全部服从外贸出口需求，以此引领产业结构、装备结构与品种结构的调整。以出口产品为导向组织生产，推动了品种设计、织造工艺、操作技能、绸缎质量等方面整体水平的提高。

1949年苏州绸缎品种仅40个，到1977年已恢复、增加到170多个，花色近4000只，形成了绸、缎、绫、罗、綃、葛、绨、呢、绉、纺、绒、锦、纱、绢等14个大类，奠定了上世纪末苏州丝织业出现最后一次全盛景象的产品基础。

苏州绸缎品种在这30年间的演变，大致分四个阶段：

1950年-1956年，基本继承历史上的传统品种，并以真丝织物为主。外销产品有塔夫绸、古香缎、乔其纱、织锦缎、双绉等，内销产品有被面、九霞缎、电力纺、碧绉等。在这一阶段，由于外销产品剧增，提高绸缎质量成为突出的重点，其起因由一件出口连衫裙引起。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访民主德国，带回用东吴绸厂织造的502色格子塔夫绸所制作的布拉吉连衫裙一件，由于染色牢度差，淋雨后发生掉色和沾色，影响我国丝绸织物质量声誉。遵循周总理提出的务必要解决褪色问题的要求，东吴绸厂在市纺工局和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支持帮助下，经过反复试验，改进操作，选用弱酸性染料代替原有的强酸性和直接性染料，再经固色后处理，终于使染色牢度达到三级或三级以上，1956年全面推广，实现了熟织绸色光鲜艳不褪色。各家丝绸工厂都举一反三，狠抓产品质量，攻克各类绸缎病疵。1960年春，又在绸缎炼染厂建立专门的苏州市丝绸检验所，通过强化对成品绸缎的质量管理，严格丝绸产品的检验，有效提高了苏州各类绸缎的质量，维护了苏州绸缎在国内外的声誉。1978年底，苏州商品检验局还向绸缎炼染一厂派驻质量监督员，为国内丝绸业首创。

1957年-1961年，全人丝织物和人丝人棉交织物增加，真丝织物减少。1959年后，仅富春纺、青春纺、有光纺、无光纺4只品种的产量，就占全部产量的一半。1960年的真丝绸产量，仅占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人丝人棉织物要占到三分之一。传统品种产量的比例自1958年后不断下降，但同时在传统品种基础上发展了一些新品种，如人丝织锦缎、人丝金玉缎等。

1962年-1965年，真丝绸产量仍只占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人丝提花织物增加，提花织机1965年比1960年增加43%。传统品种有所增加，并始产化纤类织物。

1966年-1976年，由于对西方国家的丝绸贸易扩大，真丝绸的产量逐年增长，比重逐年提高，人丝人棉等低档织物由于受原料影响，产量大幅度下降。真丝绸产量从1966年的占15%，提高到1969年的占26%、1974年的占29%。其中真丝绉类产品1977年比1966年增长10倍。在1972年底，东吴丝织厂的试样车间划出，建立苏州丝织试样厂。该厂原为苏州丝绸研究所的花色品种设计室及丝织实验工场，1970年并入东吴丝织厂。丝织试样厂建立后，形成了产品设计、试样、科研、生产完整的体系，有效推进了苏州丝织业新产品新品种的开发。这一时期国外的化纤原料和化纤织物发展迅速，苏州丝织业亦开始积极发展化纤新产品。与此同时，苏州丝织产品在1977年后，向真丝、提花、绉类和中高档方向发展，以真丝及其真丝交织提花织物为主，真丝及其真丝交织提花织物成为主要的民族贸易产品。

自1951年后，苏州丝织业的各类精品、名品层出不穷，并在国内外争得过诸多的荣誉。例如：

1950年，已失传多年被称为丝绒异花的漳缎由新光丝绒厂恢复，当年生产1500米，为国内丝绸界所瞩目。在1959年，北京迎宾馆及民族文化宫内的装饰用绸及沙发桌椅、会椅等套垫，都用始产于苏州的漳缎。漳缎由苏州首创于清康熙元年（1662），为我国花色绒织物之起始。

1951年初，国家外贸部门组织苏州丝织业16只产品赴东欧7国展出，东吴绸厂生产的塔夫绸轰动东欧丝绸市场，客商把塔夫绸赞誉为“塔王”，民主德国一次就成交40万米。

1951年12月初，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新中国第一幅彩色织锦毛主席像在大中丝织厂织成。从开始试织到成功，历时一年多，所用丝织纹板达2.8万张。彩像长112公分，阔81公分，共有11色，设计织造十分精细，衣服褶皱、纽扣、衣袋等轮廓都能分出光影层次。大中丝织厂在1955年7月与其他三家绸厂及一家染坊实行公私合营后并入振亚丝织厂。

1957年，在第一届广交会上，苏州丝绸业第一只成交的新品种，是由真丝、金银线交织的敦煌绸。该产品采用古代传统的手工挖花工艺，将金银线织在地纹组织上，图案花纹清晰，风格古雅别致，

1958年，已渐衰落的我国三大名锦之一的宋锦得以恢复并创新，花色、品种多达几十种，包括古色古香的“八宝带”宋锦和虎丘塔出土的土古锦复制品等。同年，丝绸研究所与上海胸科医院合作，经过97次试验，在国内首先试织成功机织涤纶人造血管。同年，丝绸科学研究所试织成功机绣绸，继承机绣工艺的特色，收到提花绸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960年前后，东吴丝织厂生产一批精美的园林山水织锦工艺品，将有悠久历史的苏州织锦工艺与苏州古典园林及太湖山水融为一体，显示了卓越的织锦技艺水平。

1961年后 ，振亚丝织厂开始生产被称作“两绡”的人丝花绡产品--伊人绡与迎春绡，为西亚及新疆的少数民族所热衷。

1964年，丝绸科学研究所在国内首先织成合成纤维和人造丝交织新产品“烂花绡”。

1965年，新苏丝织厂试产成功真丝顺纡乔其。绸身轻盈飘逸，薄如蝉翼，成为出口的特色产品。

1966年，振亚丝织厂在苏州最早生产出全人造丝缎类织物修花缎。修花缎酷似工艺珍品，成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丝织定染品种。同年，新苏丝织厂生产出苏州最早的人丝花绡织物--条子花绡。该产品为全粘胶人丝、提花双轴熟织物，组织花地明暗分明，花型绚丽多彩，富有立体感，为出口畅销产品。

文革期间，东方红丝织厂（后复名东吴丝织厂）织制成一批应时的织锦工艺品，用古老传统的织锦工艺，留下了特定年代鲜明的历史印迹。其中在1970年7月，该厂陈少卿主持织造成功大型彩色织锦品《毛主席去安源》，历时四年半。织造该织锦品的织机，配置了双面八梭箱，十五把梭子，3.6万张纹板，1.8万根经丝，都创苏州有梭织机织造之最。

1978年，振亚丝织厂生产的人丝花绡产品在广州佛山召开的全国丝绸产品实物评比会上被评为名牌产品。

由于苏州织造技艺高超，自1954年起，苏州多家丝织工厂和丝绸研究所，先后派出织造工程师与技工，赴朝鲜、阿尔巴尼亚、伊朗等国，进行丝绸织造方面的技术援助，他们精湛的织造技艺受到各受援国的高度赞赏。

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之前，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陈毅、陆定一、李维汉、薄一波、徐向前、叶剑英、邓子恢、李先念、杨尚昆、王稼祥、乌兰夫、陈叔通、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沈钧儒、康克清、谢觉哉、张鼎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东吴丝织厂、苏州刺绣研究所、苏州第一丝厂、苏州丝绸印花厂、苏州刺绣厂等工厂参观考察。在这一时期，精美绝伦的各类丝织品与绣品，每年都吸引众多外宾包括一批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知名人士来苏州丝绸业参观，其中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缅甸联邦国防军总参谋长奈温将军，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老挝爱国战线党总书记富米·冯维希，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国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美国著名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等。【作者：商大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