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地位于长江三角洲，东海之滨，早在古代就与亚洲国家特别是日本有着经济、文化的交往。晋光熙元年 (306)，日本曾 “遣吴求缝绣女工”。《日本书记》中还记述在此前后，日本使臣曾带回大量吴地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衣缝、兄媛、弟媛等史实。而 “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部之先也”。唐天宝十二年 (753 )s鉴真和尚在今江苏省张家港市鹿苑镇的黄泅浦港起航赴日，随他东渡的还有 “玉作人、画师、雕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各类工匠1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吴地著名工匠。这些工匠赴日，对当地的工艺、织绣等均有较大影响。当时日本天皇的衰衣 (君王的礼服)，又称衰龙御衣，是在红色 的绩缎上绣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 (堆)、火、宗彝、藻、粉末、献献等12纹章，这和我国帝王的服饰图案相似。到后来，日本的武士在佩剑时，往往在腰间扎上通腰佩带，佩带前垂以刺绣装饰的长方形丝巾，称为 “平绪”。
“平绪”以紫、青、白、红等丝绸制成，上面绣着凤凰、梧桐、竹、孔雀、牡丹、松、梅、菊、缓带鸟等中国流传的传统刺绣图案。今天，我们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还能见到唐代的苏绣和具有苏绣风格的日本绣。明清时期，中日贸易扩大，中国锦绣对日本刺绣发展有直接影响。在日本西阵织陈列室与中国料理的饭店中还能看到清代苏州的商品绣，如 “老寿星”等寓意吉祥的刺绣品。中国传统图案如 “八宝”(即佛教传说中的宝珠、古钱、方胜、菱镜、玉馨、书籍、犀角、艾叶等8种法物组成的寓意吉瑞的法宝图案)、八吉祥 (道教中的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图案)、龙、凤以及福、禄、寿等纹饰，在日本刺绣中时有出现。其时，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往发展，苏绣日用品与观赏品也通过商业贸易或国际博览会等形式输出至欧洲、美洲等地。19世纪初期，英国艺术家波西尔在他所著的 《中国美术》一书中曾说 “中国人长于刺绣花鸟”。在1950年出版的 (十八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中》，作者朱尔丹尼指出，18世纪英国贵妇们使用的从中国进口的丝绸围巾上，已经出现了双面绣，围巾上刺绣图案的针法、色彩，正反面均具有同样完美的艺术效果。而双面绣技法就是吴地刺绣艺人首创于宋代，在清代广泛流行的。本世纪初，一批流传出去的宫廷服饰(大部分出于苏绣系统)，在加拿大、美国等城市相继展出，这些国家的文化界与服装设计师们对清代服饰上的刺绣艺术，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说:“中国的刺绣在色彩运用上完全没有偏见，他们熟练地用大红、石青、绿以及金、银、白和深沉的紫酱、古铜等几种截然相反的色彩作为主调，大胆对比，取得了想象不到的绝妙效果。”。
文化交流是相互的。近代，西学东渐，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艺术也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康有为指出:“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士大夫作画……只写山川或闲写花草，皆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矜，以为别派即可，若专精体物，非匠人专诣为之，心不能精，中国既摈工匠，此中国近世画之所以衰败也。”因而美术界学洋而化已成为历史提出的任务。受画坛影响，苏绣艺术领域中也涌现一批有识之士，他们纷纷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融化于传统刺绣之中，探索与创造新的路子。首先是刺绣观赏品在绣稿形式上从单一的国画向西画 (油画、水彩画)、摄影作品等多元化发展，绣者也突破名门闺媛的阶层。
